一九五三年三月的伦敦依旧阴冷。剑桥大学东方会议室里，灯光昏黄。正准备演讲的青年学者马丁·雅克回头对助手轻声说了一句：“为什么他们总拿中国当例子？究竟是哪里不同？”助手耸耸肩，示意他快上台。台下数十位老成的历史学家正等待着，一场关于“文明存续”的讨论就此拉开。
那天的焦点，是“为什么在所谓四大文明古国里，只有中国被多数史学家视为‘从未断线’的例外”。马丁·雅克后来在书里写道：“中国不是老得最久，却是惟一活到今天的古文明。”这句话20 世纪传回东方，引起不少争论，问题也随之变得尖锐——古印度和古埃及的土地还在那里，人民也没消失，可为什么国际史学界却迟迟不肯把这两国与中国并列为“文明延续体”？
追本溯源，得从“四大文明古国”这张老牌名片说起。十九世纪末，西方考古学突飞猛进，学者们为了说明人类文明的多源特征，习惯把尼罗河、两河、恒河和黄河列为最早的文明摇篮。概念虽带有时代局限，却因通俗易记，很快写进教科书。今天再看，这张名单中只有中国在政治体、文化符码、族群认同三条线索上几乎没有中断，这是众多学者达成的一致判断。原因何在？或许可以先把目光投向另外三条大河的往昔。
翻开泥版，古巴比伦的简史跃然纸上：公元前一八九九年，苏美尔衰落后，阿摩利人建立巴比伦王国；公元前一七九二年，汉谟拉比颁布法典；公元前五三九年，波斯大军攻入巴比伦城。从此，两河平原进入漫长的异族统治：波斯、希腊化王国、帕提亚、萨珊、阿拉伯——层层叠叠。语言从阿卡德语到阿拉伯语，宗教从多神信仰到伊斯兰，连地名也随王朝易手而更迭。等到八世纪阿拔斯王朝把首都迁往巴格达，巴比伦已只剩废丘。文化根脉被切断，谁还会自称“巴比伦人”？
再看尼罗河。约公元前三一○○年，纳尔迈统一上下埃及，金字塔时代接踵而至。可是公元前六六九年亚述兵临底比斯后，几百年间波斯、希腊、罗马轮番更替，法老王冠成了战利品。三九五年东罗马掌控埃及，公元六四一年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骑兵渡海而至，科普特语逐渐被阿拉伯语取代。外来政权没有歧视金字塔，却没保存底层社会的信仰与语言。于是，古埃及的神祇沉睡在沙丘之下，新的伊斯兰文化占据了街巷清真寺。血脉或许仍在，但文化主干已断。
古印度的曲折更富戏剧性。印度河流域文明约公元前二六○○年出现，然而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前后，雅利安人自西北而入，吠陀文化取代了原先的象形文字文明。此后孔雀王朝、笈多王朝曾短暂统一次大陆，可恒河、戈达瓦里、恒河三角洲之间的多邦并存，却让任何帝国都难以久固。六世纪北印度陷入混战，被拘束的佛教渐渐式微；十三世纪起，帖木儿、莫卧儿带来伊斯兰王朝，地缘与宗教的镶嵌更加复杂。到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印度的国家轮廓重新划定，历史记忆却像色拉托纸，被一次次重写。难怪马克思在《未来社会》中慨叹：“印度的历史，是统治者的更迭史。”
对比三者，便能看出延续性的稀缺。中国是否真的从未断线？至少有几组事实摆在那里。公元前一六○○年，商王朝在殷墟镌刻甲骨；公元二○二年，刘邦入关中立汉朝；六○一年，隋文帝下令修建大运河；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顺治帝登极；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无论皇权如何更替，“中国”一词以及以方块字书写的共同记忆却始终在；两千年前的《礼记》与七十年前的《共同纲领》，都能在一条长线上找到呼应。
为何能如此？史家讨论多年，论断大致集中在三个面向：地理、制度与文化。
先说山川。东亚季风区的独特配置，造就了以黄河、长江为骨架、辅以众多支流的自然网络。水网绵密，耕作方式趋同，生产力得以上升。相较之下，两河流域多次盐碱化，尼罗河泛滥虽规律却受地中海势力入侵，恒河则常被季风洪涝肢解。地理学家许靖曾指出：“过度丰饶反倒引来征服者，适度的艰辛才会催生自保的国家机体。”华北平原四季分明，牛马难久驻，游牧铁骑来去如风，却无法永远驻扎耕作，于是有了抵御亦有了融合。战火摧城池，却难以摧毁分布广泛的乡土聚落与灌溉系统。
接着看制度。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赢政把度量衡、货币、文字统一，确立郡县制。此举奠定了此后“地域广而政令一”的脊梁。哪怕王朝被外族推翻，新的统治者也要沿用这一套机制。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把中书省、宣政院照搬过来；满族骑马入关，也保留六部体制。制度的连续，使得农耕区社会不至于崩散成碎片。反观两河、尼罗河，擅权的地方贵族与商人阶层常在战乱中转投外来者，建立新王国时也少有整体性的政治模板，大厦倾覆，一地散沙。
文化的韧性更是关键。方块汉字是黏结剂。两千年前的《史记》仍能被今天的学者直接诵读，而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到公元前一世纪就罕有人会书写。文字一旦凋亡，古籍成了石刻、泥片上的谜语，连民间的口传也失根脉。这不是简单的文化优越论，而是书写形式对应行政、思想与教育体系的自然结果。只要士大夫阶层仍用文言传世，朝代变了，故事还在。不仅如此，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框架，将个体命运、家族伦理与国家兴替紧密扣合，形成了异于西方宗教的自洽秩序。信仰祖先、尊天敬地，本质上是一种内在化的伦理约束，而非对外在超越神祇的绝对依赖。于是，外来宗教要扎根，也需与本土祭祀与伦理相调和——从佛教的中国化到伊斯兰在西北的本地化，无不如此。
当然，这一路并非坦途。南北朝时，洛阳化为瓦砾；安史乱后，长安半城为赭土；明亡清兴，江南市肆烟消火灭。可惜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完全覆灭不同的是，每次浩劫之后，总能看到“旧籍拾遗，乡邑重修”的景象。因为家谱在，“乡土—宗族—儒学—皇权”的链条只要任何一环未断，就有机会满血重生。甚至到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仍援引《尚书·周书》来说明天命与民权的联系；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新政权，则在《共同纲领》中明言“取代封建法统，继承历史遗产”。换言之，政治合法性的叙述离不开对过往的承接。
学界偶尔会提到“动员能力”一词。以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格局为例，战国后期尚能动员百万之兵；及至明代，漕运可自江南直达京师。如此高成本的组织网络，让任何篡位者都更愿意沿用旧制。英国汉学家崔瑞德认为，真正能解释中国文明恒常不灭的，不是单一维度，而是地理、制度、文化三者的共振——缺一则脆断，三足鼎立才能世代绵延。
是非曲折也常左右命运。以文字为例，秦国小篆虽成共识，可东汉隶变带来了楷书；唐代楷法定型，元明清则在此基础上衍生行草。表面看似变动，实则依旧在“形声结构”框架里演进。再引佛教案例，东晋时，支遁感慨“格义之患，言犹未至而辞先穷”，意在用儒释会通解经。佛法因而披上汉语思维的外衣，最末反哺本土哲学。这样的生态，很难被单一路数的外来文化取代。
有人坚持“寒冷地理压力”说，认为北方游牧威胁造就了中原的军事机器，也锻出凝聚力。元末宋初之前，巴比伦和埃及时常在“河中富庶”里养尊处优，缺少抵御性训练，一旦遭逢游牧冲击便彻底崩溃。此种解释或有夸张，却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生存压力越大，集体自救的制度就越发达。而制度一旦成熟，便成了文明自我修复的手术箱，刀、线、药具备，伤口再大也能缝合。
值得一提的是，对外开放与自我认同并非天生矛盾。汉唐时期的丝路商旅、明代的郑和下西洋，都是在自信与好奇双重驱动下诞生的尝试。文化可以输入，却不轻易让渡主导权。外来知识、宗教、手工业技术源源进入，到了内地往往必须翻译成汉字，遵循本土秩序再生产。你可以称之为防御，也可以说是协同；结果却是旧有脉络的加固，而非边界的瓦解。
依此推算，等到一九四九年秋，彼时的国号虽首次不含“汉”“唐”“明”“清”等字样，但“中华”二字仍居首位。称谓背后，正是数千年延续下来的民族共同想象。政治形态可以革新，社会组织可以重塑，可崇尚历史自觉、强调天下一统的底色依然如故。英国学者梅维恒在五十年代造访北京后写道：“他们改了框架，没丢魂魄。”这句话与马丁·雅克后来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开出的断言，遥相呼应。
假如再把镜头拉回那场一九五三年的剑桥座谈会，马丁·雅克的回答其实名正言顺：古印度与古埃及的疆界、政权、主要语言和精神谱系几经演变，早已与四五千年前的发端无法直接对接；中国却把甲骨印痕、秦砖汉瓦、唐律宋典、明定成制以及近代的新政体串成了同一故事。这样的“未断线”或许不意味着完美，却是事实；它解释了为什么国际史学界只在四个古国里给中国贴上“幸存者”标签。
驱动这种连绵不断的力量，来自地理磨砺，也来自制度的早熟，更来自一种愿意折中、擅长吸纳的文化基因。它让被卷入华夏大熔炉的鲜卑、契丹、蒙古、满洲人先后成为维护者；也让竹简、丝帛、活字、铅字、铅笔到钢笔接续地书写着统一的文字。这种传承并无神秘色彩，不过是无数代人在动荡、战争与重建中做出的务实选择：延用便利的系统、留下可读的文字、保存可用的礼法。正因为这些看似凡常的决定，古国的脉搏才没有停跳。
马丁·雅克离开讲台时，那位助手再次追问：“你的答案是什么？”他笑着摊开手中的笔记，“简单说，中国的历史像一条大河，源头可追，本流不断，支流虽有时改道，却终将汇入。别的古河干涸了，或被新的河道截断，它却还在向前。”听者无不默然。毕竟，河水为何奔流不息，或许正是文明史上最难回答、却也最引人神往的谜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