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下旬，一份来自上海的物价月报被紧急送进中南海。数字冰冷，却句句刺眼：粮棉油全面紧张，工业原料缺口不断扩大，全国经济正在被“高指标、高速度”拉扯得喘不过气。正是这份报告，让几位中央领导暗暗下定决心——必须重启一支专门抓经济的队伍。
回溯到1950—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期，陈云曾以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身份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技高一筹、出手稳健。十年后，中央再度想起他也就顺理成章。但时移世易，陈云的心脏病频频发作，光是日常走动就让他胸闷气短，因此他先后两次用“身体不好”推辞新的重担。
1962年1月，中南海西楼灯火通明。刘少奇、周恩来连续两天碰头，都只讨论一件事：设中央财经小组，让陈云出任组长。会上气氛坦荡。有人问：“若陈云终究不能承担？”刘少奇摆摆手：“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李富春也补一刀：“副组长没问题，但还是要陈云挂帅。”就这样，主帅人选在陈云缺席的情况下被敲定。
不久，卫士把任命电报递到香山疗养院。陈云看罢沉吟良久，只留一句淡淡的话：“岗位需人，我回去就是。”折返回京，他带病接手重任，首要任务是调整1962年的年度计划。在此之前，他已用三周时间跑到上海青浦与苏州乡间，发现基层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依旧心有余而力不足，高指标像沉重的枷锁，一刻不停地套在工厂和公社头上。
财经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在3月4日举行。陈云开门见山抛出“综合平衡”一词：产供销要相互衔接，不能谁都冲在最前面，回头仓库却堆满半成品。周恩来听完，顿了顿才说：“凡是有利于国民经济转弯的意见，统统照办。”一句话，算是彻底为陈云背书。
城市调整推进得相对顺畅，但农村问题更棘手。1959年后各省开始试行包产到户，多是试探性的“半承包”。陈云判断：要真正恢复农业活力，得分田到户。这个提法来得突然，却指向要害——把地交还农民，才有动力。有意思的是，他把草案拿到中南海，刘少奇、周恩来都连声称可行，唯独提醒：“尺度要稳。”
7月，毛主席结束外地考察回到北京。陈云当晚提请汇报分田到户设想。两人谈了三小时，气氛平和。谁料翌日清晨，据警卫回忆，毛主席在游泳池边边踱步边复述：“分田单干，方向有问题。”不久开来一辆吉普车，将批评意见口头转达陈云。听毕，他只是把文件合上：“不以成败论英雄。”再无半句辩解。
22天后，即8月16日，他向中央递交书面请假报告：因心脏病恶化，今后请不参加一切会议，财经小组日常由李富春主持，并请求组织批准长期休养。信中还写了一个短句：“经济要转弯，方向定了就别犹豫。”寥寥数语，重若千钧。
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紧跟而来，政治空气骤然紧张，但“调整为主”的思路并未被完全掀翻。周恩来、李富春捧着陈云留下的《综合平衡十条》，硬是在预算、信贷、物资供应几大口子里做减、缓、让。学者后来统计，当年8—10月，全国重新核定的钢、煤、棉纱指标均下调两成以上，大搞土高炉的风潮随之散去。
1963年春，粮食供应趋于正常，工人停工待料现象明显减少。再往后，1965年国家预算报告首次出现“收支略有结余”字眼，才算真正稳住了局面。多年后一次内部座谈，毛主席语气诚恳：“经济这块，你们比我内行，陈云的办法行之有效。”会场一阵静默，众人心照不宣。
陈云此时已在杭州养病，偶尔通过电台听到财经数据，便让秘书记下数字，拿旧账本逐项对照。有人去看望，他笑言：“人老心不老，国家有了余粮，才有底气谋长远。”话音平和，却分量十足。
史料提示，若无那场果断的“转弯”，1962年的国民经济或将滑向更深的低谷。陈云的贡献，在于敢于用数字说话，以现实约束理想；更在于危急时刻舍弃声誉，以退位求全。或许，这正是老一辈革命家“识大体，顾大局”的另一种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