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的上海，城市还在沉睡，但虹口区那条不起眼的小巷里，已经亮起了昏黄的灯光。
阿梅蹲在地上，熟练地将一筐筐蔬菜分拣开来。她的手指因为长期浸泡在冷水里，已经皴裂得像老树皮一样。旁边的越南老乡们低声用家乡话交谈着，偶尔传来几声压抑的笑声。
"阿梅，你家那个还好吗？"隔壁摊位的阿芳凑过来问。
阿梅没有抬头，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她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眼眶里打转的泪水。
三年前，阿梅还是越南河内郊区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那时候她刚满二十三岁，在村里的服装厂做工，一个月能挣两百多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也就六百块左右。日子虽然清苦，但也算安稳。
一切的改变，源于父亲的一场大病。
那天阿梅正在厂里加班，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在田里干活时突然倒下了。等她赶到医院，医生说是脑溢血，需要立即手术，费用大概要三亿越南盾。
三亿越南盾，对于阿梅一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母亲跪在医院走廊里哭得撕心裂肺，弟弟还在上学，家里的积蓄加起来连手术费的零头都不够。阿梅站在手术室门口，看着里面忙碌的身影，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绝望。
就在这时，同村的阿香找到了她。
阿香比阿梅大五岁，三年前去了中国上海打工，每次回来都穿得光鲜亮丽，还给家里盖了新房子。村里人都说她在上海发了财，具体做什么却没人说得清楚。
"阿梅，跟我去上海吧。"阿香拉着她的手说，"那边机会多，只要肯吃苦，一个月挣的钱顶你在这里干一年。"
阿梅犹豫了。她从小到大没出过远门，连河内市区都很少去，更别说去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国家了。
但父亲的病不能等。
手术当天，阿梅签下了一份借据，从村里的高利贷那里借了两亿越南盾。加上东拼西凑的钱，总算凑够了手术费。父亲的命保住了，但阿梅的命运，从此被彻底改写。
一个月后，阿梅跟着阿香踏上了去上海的旅程。
她们先坐大巴到了边境，然后换乘火车，一路颠簸了将近四十个小时，终于到达了上海。
阿梅永远记得第一次看到上海时的震撼。那些高耸入云的大楼，川流不息的车辆，还有街上行色匆匆的人群，一切都让她感到既新奇又恐惧。
"别怕，慢慢就习惯了。"阿香安慰她说。
阿香把阿梅带到了虹口区的一个城中村里。那里住着很多像她们一样的越南女人，大家挤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干活，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
阿梅很快发现，所谓的"发财"，不过是用命换来的血汗钱。
阿香在一家越南餐厅当服务员，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块。这在越南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在上海，除去房租、吃饭和各种开销，能寄回家的也就两三千块。
而阿梅，因为不会说中文，连服务员的工作都找不到。
最后，阿香帮她在菜市场找了一份分拣蔬菜的工作。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一直干到中午，工资按天结算，一天八十块。
八十块，在上海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起，但对阿梅来说，已经是救命稻草。
第一个月，阿梅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她的手被冷水泡得发白，指甲缝里全是洗不掉的泥垢，后背因为长时间弯腰而疼得直不起来。但每次想到家里等着还债的父母，她就咬牙坚持了下来。
菜市场的工作虽然辛苦，但阿梅很快就适应了。她发现，在这个城市里，像她一样的越南女人还有很多很多。
有的在餐厅洗碗，有的在工厂流水线上组装零件，有的在美甲店给客人做指甲，还有的在按摩店里给人捏脚。她们大多来自越南的农村，为了家里的老人孩子，背井离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讨生活。
阿梅认识了一个叫小云的女孩，比她小两岁，来自越南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小云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一屁股债务。为了还债，小云把孩子托付给婆婆，独自来到上海打工。
"我每天晚上都梦见我的孩子。"小云有一次对阿梅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大的今年该上小学了，小的还不会叫妈妈。我走的时候，他才八个月大。"
阿梅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默默地握住她的手。
在这个城市里，每个越南女人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她们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来到一个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地方，只为了那一点点微薄的收入。
阿梅在菜市场干了半年，终于还清了一部分债务。但高利贷的利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她发现自己不管怎么努力，都看不到还清的那一天。
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机会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