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的一天清晨，台北新公园的榕树还在滴着露水，白崇禧已坐在书房里。秘书匆匆递上《中央日报》，头版标题只有短短几字：李宗仁抵达北京。
他盯着那行黑体，手却不由自主地发抖，半晌才把报纸扣在桌上：“李德邻这么做，我今后还有什么脸面？”一句话出口，满室沉闷。
岛上潮湿的空气混着硝烟未散的味道。白崇禧清楚，在蒋介石眼里，他与李宗仁根本是一体两面，如今李先一步归去，大厦将倾的恐惧忽然压在自己心口。
可倘若时针拨回近二十年前，那却是一段截然不同的景象。1929年，北平西山的军官团讲武堂内，两位广西籍青年的合影定格：一人儒雅，一人凌厉，自此并称“李白”。
抗战爆发后，两人联袂东进。李宗仁统帅第五战区血战徐州，台儿庄大捷让全国沸腾；白崇禧挥师武汉，片刻间从书生气变作战地烟火气，他们名声骤起。
然而“李白”真正的转折点并非战场，而是1948年年底的南京。那时蒋介石在一个阴雨夜里把“代总统”印信递给李宗仁，嘴里说的是“共度难关”，心里盘算的却是“替死鬼”。
1949年1月21日，李宗仁就任代总统。权杖看似递到手，军政大印却牢牢攥在蒋氏父子的府邸。李宗仁只得四处斡旋，既要收拢人心，也想与中共中央谈判。
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南京易帜。李宗仁输得心服口服，却仍存一丝侥幸：广西多年耕耘，未必守不住。白崇禧凑过来附和，两人决定最后一搏。
可现实不给喘息。华东、两广连破，国民党飞机南飞，船队东渡。前路骤然只剩两条：随蒋去台湾，或远走海外。
李宗仁先看透形势，打出“赴美治病”这张牌，暗自谋求在海外观望。他连夜敲开老搭档的房门：“健生，跟我走，美国地广人稀，总好过被人当刀使。”
白崇禧摇头，眼神倔强：“蒋委员长未必就没机会卷土重来。你走吧，我留在军心里。”寥寥几句，已注定两人此后十余年的殊途。
同年12月，李宗仁偕赵四小姐登船赴美；白崇禧陪同蒋介石抵台，短暂掌军，再被收权。曾经万马奔腾的桂系集团，转瞬被安置进寂寞的山阴路官邸。
远在纽约，李宗仁的日子并不体面。英语听不懂，只能与几位侨商上桌打桥牌。美利坚的霓虹很亮，却照不回他心底那片桂林的老山水。
1956年，周恩来曾两度托人赴美探望，柔声相邀。李宗仁最初迟疑，担心回国被清算，终究拗不过故土的呼唤。九年后，他决定启程。
为了这趟归程，北京方面反复推演路线，最终敲定：香港行不通，改道巴基斯坦。7月18日深夜，他在卡拉奇机场看到接机的外交官，才真正放下心来。
7月20日清晨，专机降落广州白云机场。周总理先遣代表迎上前，握手良久。李宗仁红了眼圈：“回来了，终归回来了。”
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紧急召集中常会，全城气压骤降。白崇禧翻完报纸怒斥侍从：“他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口气激烈，掩不住深处的恐惧。
自此之后，白府大门口多了两排宪兵。电话被监听，旧部不敢登门。每逢夜半，他躲在书房独酌，常常无端惊醒，自问当年决断是否太过轻率。
而在北京，李宗仁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常委、人大常委，出入紫禁城的太和门，旧日的代总统头衔反倒成了无关紧要的旧故事。
1966年初秋，他回到桂林灌阳老宅，站在漓江边，轻抚青苔黏壁，长叹一声。同行记者记下他的一句话：“山水还在，人却稀了。”
同年12月1日，72岁的白崇禧病逝台北寓所，身后事低调至极。军号没响，全台报纸只在角落发了讣告。
命运就此写下结尾：一个功成骨归，一个身困孤岛。战场上同进退的“李白”，终因1949年的分岔口，留下两条截然不同的曲线。
有人说，这是政治洪流的必然；也有人觉得，是两位老将内心执念的投射。无论如何，李宗仁的归程与白崇禧的落幕，勾勒出一幅复杂的历史剪影，留给后人静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