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春的北京，天气乍暖还寒，城里的柳树刚刚冒出新芽。就在这样一个看似平静的时节，一桩事悄然酝酿，最终改变了隐蔽战线无数人的命运。表面上，中央正在召开重要会议，代表们进出中南海和北京饭店，讨论的是高岗、饶漱石的严重问题；暗地里，一条隐秘的线索却绕过多年时光，指向一位在秘密战线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干部——潘汉年。
有意思的是，风暴起点并不在北京，而要从十几年前的上海、南京说起。
一、从西湖烟霞洞，到南京汪公馆
1930年代的上海，特务横行、暗流汹涌。1931年4月，中央调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担任二科科长，不久又成为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当时他才三十出头，却已经要在周恩来、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处理顾顺章叛变后的烂摊子，保卫党中央安全。
不得不说，那是一段刀尖上跳舞的岁月。顾顺章叛变后，敌人掌握了大量党内情报，上海的地下组织如履薄冰。潘汉年与陈赓、李克农一起，组织转移、清理叛徒、抢救同志，许多关键节点上做出了极为果断的决定，才算是稳住了局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周恩来与他的工作联系日益密切，逐渐建立起极深的信任。
时间推进到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骤然爆发，国内局势再度剧烈震荡。事变后不久，“中统干将”张冲来到上海，特意找上潘汉年，想打听内幕。潘汉年受周恩来授意，将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局势不宜走向内战的态度明确传达给对方，并表示可以陪同国民党方面的人前往西安面谈。
1937年2月初，他便陪张冲到了西安。在那里，张冲见到了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几天之后，国共双方展开了第二次合作以来的第一场正式会谈。3月下旬，周恩来又从西安飞往上海，与潘汉年会合，由张冲陪同，一起会见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其兄长宋子文，递交中共文件，为后续协商铺路。
接下来，是那场颇具象征意义的西湖会谈。蒋介石当时在杭州，周恩来和潘汉年按约前往烟霞洞。清晨薄雾里，两人步入山间，与等候多时的蒋介石握手寒暄。几天之内，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和形式，双方谈了多轮。周恩来负责主谈，潘汉年协助准备材料、整理意见，有时也参与具体磋商。中共提出的“求同存异、团结抗日”的主张逐渐被对方接受，蒋介石最后同意由中共起草一个共同纲领，再择期协商。
这次会谈结束不久，周恩来临别时特别嘱托潘汉年：“给我和张冲来一张合影吧。”相机快门按下的瞬间，不仅留下了两人的身影，也在无形中把潘汉年的名字牢牢系在了这段关系复杂、信息高度敏感的历史上。
如果说西湖烟霞洞里留下的是合作的影子，那么几年之后南京汪公馆的一场会面，则成为他人生中最沉重的一块砝码。
二、“不敢启齿”的一面之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铁蹄仍在华中、华东肆虐。1943年前后，淮南根据地四面受敌，日伪军对新四军的围堵与扫荡愈发频繁。就在这一年，潘汉年奉命来到上海，从情报渠道了解日伪对苏皖根据地的下一步动作。
当时控制伪政权特工机构的，是出身中统、后来投靠汪精卫的李士群。早在1939年秋天，李士群便通过秘密关系与中共方面建立了某种联系，接触对象正是潘汉年。双方有过多次秘密会见，利用对立双方之间的缝隙，各自谋取情报和利益。
1943年这次行动中，潘汉年辗转来到南京，按计划先与李士群见面。谁知交谈不久，李主动提出，汪精卫近来精神颓唐，想见见这位多年从事“特别工作”的中共代表。消息一出，现场气氛明显一紧。按照通常规矩，这种级别的接触必须极其慎重，更何况对象是被全国舆论视作“头号大汉奸”的汪精卫。
“你看，这事方便吗？”李士群侧身问他。
潘汉年沉默片刻，心里一番权衡。敌后斗争多年，他不是没有见识过风险，但这次显然更不一样。如果拒绝，有可能中断情报渠道，影响根据地部署；如果答应，后患如何，没有人说得准。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表示可以见一见，但要控制时间和方式。
有资料记载，在汪公馆的会面过程中，潘汉年始终保持克制，没有任何逾矩或者出卖组织、民族利益的言行，谈话内容也围绕当前战局与汪方对局势的肤浅认识展开。会面结束后，他如约返回淮南，继续安排情报工作。
故事到这里，看上去像是隐蔽战线中一次惊险但尚在掌控之内的接触。真正的问题出在后面——他向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汇报工作时，对这次与汪精卫的会见只字未提。
为什么会这样？后人议论颇多。有观点认为，当时党内正在开展整风，对干部历史、出身、关系进行全面审查，环境非常敏感。潘汉年深知饶漱石的性格，又长期参与秘密战线工作，多少也见过一些“莫须有”的例子，难免心中顾虑。与汪精卫单独见面的经过一旦讲述不清，被人扣上“通敌”的帽子并非没有可能。
于是，他选择了沉默。这一沉默，一拖就是十多年。外部形势从抗战到内战，从解放到建国，他的职务也从隐蔽战线的负责人，转到上海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等公开岗位。表面风平浪静，心里那件事却始终压着，成为难以言说的一根刺。
这种长期的隐忧，在1955年的那次中央会议上，终于压不住了。
三、“你们紧张什么”与隐蔽战线的惊惶
1955年3月15日夜晚，潘汉年从上海登上驶往北京的列车，准备参加在首都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的一个重点议程，是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进行说明和讨论。会场气氛严肃，发言稿字句斟酌得极为仔细，许多与高、饶有过工作往来或历史牵连的干部，都主动站出来作自我检讨，谈及自己的历史问题和思想情况。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肯定了这种主动说明问题的态度，并明确提出，凡是与高、饶问题有牵涉、或者历史上自认为还有没讲清楚的地方，都应该主动向中央说明；在会上不便讲的，可以在会后写材料，中央一律欢迎。这番话听上去是对整体干部队伍的提醒，却像一记重锤敲在潘汉年的心上。
此前，会议已经下发了一些材料，揭露饶漱石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分子”的情况。他清楚自己在上海工作时，与饶漱石存在交集；更让人不安的是，一些与自己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人，陆续出了问题。隐约之间，他似乎看见一条线已经把他和那个1943年的秘密会面联系在了一起。
那一阵子，他反复翻看手边的材料，回想自己几十年的经历。1946年夏天，奉周恩来指示从香港回到上海，继续负责党的隐蔽战线和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上海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参与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这些经历本应构成一条清晰的革命轨迹，可那次汪公馆会面毕竟是他没有说出口的“漏洞”。
犹豫了几天，他终于决定不再拖延。4月1日，他找到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详细交待了1943年在南京的经过，并把早已写好的书面报告递了上去，说明原因，作出检讨。陈毅听完，颇为意外，沉吟良久才说，这件事拖不得了，要尽快向中央汇报。
第二天，陈毅亲自进中南海，在毛泽东面前作了汇报，并呈上潘汉年的材料。毛泽东看完，脸色严峻，批示一句：“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决定对潘汉年予以逮捕审查，由公安部组织实施。
4月3日晚，北京饭店灯光如常，大厅里仍有代表三三两两交谈。潘汉年吃过晚饭，和几位老朋友略聊片刻，便回房休息。晚上八点左右，他接到电话，说有人在楼下等候。穿着拖鞋匆匆下楼时，大概还以为只是普通工作联系。
等他到了大厅，发现来人竟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短暂寒暄之后，罗瑞卿当场宣布，对其执行逮捕审查决定。几名便衣随即上前，将他带上早已停在门口的小汽车，车灯一亮，消失在北京夜色中。
这次行动保密程度极高，就连贴身警卫相其珍也完全不知情。很快，相其珍发现“潘首长”不见了，急忙去夏衍等熟悉的人那里打听，得到的回答都是“没见过”。焦虑之中，他多处询问，却始终无果。
为了稳定情绪，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转告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正式通知夏衍，潘汉年已经被捕，但叮嘱务必保密。
4月5日，陈毅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海代表团会上，正式宣布了潘汉年被捕的消息。他面对代表们说，大意是潘汉年从事革命多年，大家同他有交往不必惊慌。事实上，陈毅本人对所谓“内奸”结论持有怀疑，也希望与潘汉年有工作来往的人不要因恐惧而失态。
外界对这件事知之甚少。上海代表团统一口径，一律宣称潘汉年“出国去了”。警卫员相其珍则被隔离审查，直到7月17日中央广播电台公布潘汉年被捕的消息后，才被放回上海。
与此同时，押送潘汉年的车辆早已抵达公安部直属功德林监狱。此后凡与他有过密切工作接触的人员，尤其隐蔽战线出身的干部，多多少少都受到了牵连。消息在小范围内传开，一时之间，原本最强调纪律和忠诚的那条秘密战线，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惶惑。
就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出面讲话了。他说：“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话不多，却释放出清晰信号：事情正在审查，结论未下，不必人人自危。
这番话并不是客套。自1930年代起，潘汉年就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特科、统战和秘密战线工作，西安、上海、西湖谈判的种种经历，两人都一清二楚。正因为这种了解，周恩来始终保留自己的判断。只可惜，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他个人的态度并不能改变案件的走向。
四、从功德林到秦城，再到平反昭雪
从1955年4月被关入功德林开始，到1960年春天转入刚刚建成的秦城监狱，潘汉年在高墙之内度过了整整五年。期间审讯、交代、写材料，日子一天天推过去，案情却一直没有最终结论。
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公开提到了潘汉年的名字，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这段话表明，对他的定性已经大致成型，只是尚未正式宣判。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列出三条罪名：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1940年前后“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并秘密会见汪精卫”；上海解放后“掩护反革命分子、向台湾供给情报，引起二六轰炸”。依据这些指控，法院认定他是“长期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批文书中，最高法又作出《执行书》《刑事裁定书》，考虑到他在押期间“认罪伏法，确有悔改表现”，且服刑期限已超过二分之一，决定对其假释，由公安机关予以管制。于是，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监狱大门。
随后，他被安排到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自1955年被捕后就失去联系的妻子董慧。事实上，在潘汉年被捕后的第46天，董慧也被逮捕并关进功德林，只是两人一直被严格隔离，互不知情。
团河农场的生活，相比监狱已经算是一个“缓冲地带”。潘汉年每月有固定生活费，夫妻可以在小院里养花种树，有时还会拿着简陋的鱼竿，到附近沟渠里钓鱼。公安部领导还要他写一些回忆材料，并指示群众出版社给予协助。有时他会提笔记录早年隐蔽战线的片段，那些名字、那些街巷，仿佛又重新浮现。
然而，这种略显平静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太久。1967年5月22日，他和董慧被再次带往秦城，这一次的待遇比以前更为严苛。生活标准降到最低，审讯频率明显增加，各种指责重新压上身来。
1970年7月，负责专案的工作组提出处理意见：建议将其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有关报告报到中央后，得到了圈阅同意。案件似乎就此定格在一个更严厉的位置。
1975年，他被押往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改造，又一次与董慧团聚。两人住在一间土红色砖墙的小平房里，条件十分简陋。潘汉年本就有肝病，又患类风湿，到了1976年冬天，身体情况明显恶化，行动愈发困难。
1977年2月，经湖南省公安厅报告，获准将他在改名换姓后转至长沙医院治疗。住院登记本上，他留下的名字是“萧叔安”。医护人员按病情进行治疗，但肝功能衰竭已经难以逆转。4月14日，他在长沙去世，终年71岁，在法律意义上仍是“有罪服刑人员”。
从被捕到离世，整整二十二年，这段人生几乎完全封闭在各种档案、审讯记录和管制措施之中。对于大多数普通群众来说，“潘汉年”这个名字，甚至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陌生的。
转折发生在他去世之后。1978年底，陈云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陆续启动对一批重大历史案件的复查。潘汉年的案子，自然在其中。廖承志等与他有长年交往的老同志，多次为其鸣不平，强调其长期在隐蔽战线上的贡献，指出原有定性中存在诸多疑点和不合情理之处。
复查工作启动后，调查组重新调阅了大量历史档案，核对不同部门的记载，走访许多知情者，对涉及汪精卫会见、国共谈判等关键环节进行逐条梳理。随着证据链的重建，原来那些“投降”“内奸”的推定，逐渐站不住脚。
有一处细节颇耐人寻味：当年西湖会谈结束后，中央曾肯定会谈“结果尚好”，对周恩来及其助手的工作表示肯定。若以此为背景，所谓“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的说法，很难自圆其说。其他几条罪名，在重新审阅原始材料和有关外部资料后，也难以得到实证支持。
最终，复查组得出结论：原先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不能成立，应予否定。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几个月后，陈云请其生前好友夏衍撰文纪念，文章刊登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回看这一生，从特科二科科长，到西湖烟霞洞旁的中间人；从抗战时期的秘密接触，到解放后的上海市副市长；从北京饭店的一通电话，到功德林、秦城、茶陵茶场的漫长岁月，再到去世五年后才得来的平反，时间线清晰又冷峻。隐蔽战线的工作，本就充满灰色地带和难以言说的复杂选择，很多时候并不可能像教科书那样分明。
也许正因为此，当年周恩来对隐蔽战线干部说出“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时，话里藏着的，是对那段风云岁月的深刻记忆，也是对一个老部下复杂命运的无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