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北京的天空格外高远。十里长街上，载涛坐在一辆老旧菲利普自行车上，慢慢驶向中南海开会的地点。没有人会想到，这位鬓发斑白、面容斯文的老人，半个世纪前竟是清朝禁卫军的最高统帅，而这一天，他将第一次与毛主席握手。
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08年。那年，22岁的载涛被派往法国索米骑兵学校进修。触目所及尽是机器化军备，让这位清廷王公意识到：大清的骑兵制度已经落伍。回国后，他忙着整顿禁卫军、引进新式马政，却赶上1911年武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京城谣言四起，说他要带兵镇压革命。事实上，他根本不敢也不愿离开紫禁城半步。兵权最后落入袁世凯手里，他反倒成了“推车让贤”的典型。
辛亥革命后，皇权轰然倒塌。失去俸禄的前清王公一夜之间跌入凡尘。载涛搬出王府，举家栖身在马棚改建的小屋。市井里的人早晨能见到他摆摊卖旧衣，有时还拎着麻袋收破烂。有人开玩笑：“王爷也得扒垃圾？”他却只淡淡一句：“肚子饿了，总要活下去。”
这般困窘，偏生有人开出高价。1924年张作霖奉命进京，酒桌上诚意十足：“只要点头，一切好说。”载涛摇头。几年后，土肥原贤二端着手枪站在他面前，威逼他去伪满洲国任职。他抬手拍胸口回了一句：“来吧！”短短两字，道尽不屑。土肥原收枪而去，发觉这位“软绵绵的王爷”硬得像根铁钉。
这一抗就是二十多年，换来家破人亡。福晋姜婉贞病倒时，连买一剂西药的钱都凑不齐。姜氏咽下最后一口气前，拉着他的手说：“别低头，咱不欠谁。”话音未落，泪已滚落。那一年是1948年，北平城里炮声渐近。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想起了这位“硬骨头王公”，随即派人寻找。胡同深处的破屋前，调查员找到正蹲在地上修旧盆的载涛，才知道一家近三十口靠一碗窝头度日的滋味。中央马上批下救济金，并安排他进政协列席旁听。
1950年6月，他拿着新写好的《改良军马以利军用》议案走进怀仁堂。那份报告有数据也有操作细节：什么血统适合高寒山地，什么草场能提高存活率，全是他在法国学来又用双脚跑出来的经验。周总理看完点头：“好，好！”随即送到毛主席案头。
不久，任命书下达：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毛主席在批示后写了句玩笑：“此人颇像弼马温。”顾问二字，说大不大，却让载涛热泪盈眶。过去张作霖、关东军给的“高官”他一口回绝；现在这份“养马差使”却让他喜滋滋：“共产党给的，值！”
1950年底，志愿军急赴朝鲜。美军飞机封锁交通线，后勤吃紧。朱德一个电话：“辽宁草原上的马匹要尽快运来。”63岁的载涛自请北上，顶风冒雪奔走采购。塞外寒星下，他裹着老羊皮袄蹲在马厩，挨匹查看牙齿、蹄骨，张嘴就能报出马龄，蒙古牧民竖起大拇指。三个月后，二万五千匹战马跨过鸭绿江，成了志愿军沉默却可靠的运输线。
战争结束，他的自行车故事成了机关里的趣谈。清晨五点，王府井到南苑二十里，他踩着“宝马”疾驰，袖口呼啦作响。有人劝他坐吉普，他摆手：“多省一滴油，前线就多一发炮弹。”
时间来到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间隙。周总理拉着他到毛主席跟前：“主席，这就是载涛同志。”毛主席打量片刻，哈哈一笑：“一点都看不出是征战沙场的大将军啊！”会场里笑声四起，气氛活络。载涛忙答：“我本就是个养马人，哪敢称将军。”短短一句，倒让主席越发欣赏这位昔日王爷的谦和。
主席随即问：“溥仪改造得怎样？”载涛立刻站直：“他在抚顺好好劳动，请主席放心。”主席点头，嘱托他常去看看，“亲情有时比纪律更有力。”数月后，他依令前往抚顺战犯管理所，叔侄拥抱而泣，一笔旧账就此翻篇。
晚年载涛依旧节俭。有人议论：他捐了那么多公债，自己却住瓦房。载涛听见，扭头半开玩笑：“屋漏点雨算什么，给国家省一分就是赚一分。”1966年，他还把珍藏数十年的明版《诗经》送进国家图书馆，“让真正需要的人去读。”
1969年，突发脑溢血，他左半身瘫痪，口齿也不再清晰。全国人大常委会每月派人探望，送医药、送炭火。1970年6月2日清晨，载涛在八宝山医院安静合眼，把晚清王府的影子永远留在了过去。
有人感叹：从禁卫军司令到摆摊糊口，再到共和国顾问，他不曾换过的是脊梁。毛主席当年的一句玩笑“弼马温”，其实是一种肯定——肯定这位旧时代遗老，终究站在了民族尊严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