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弘俶六十岁寿辰那晚，汴京下着细雪。宫人说他睡得很沉，连灯都没吹。第二天清晨，被发现仰卧在榻上，面色如常，手还搭在翻了一半的《吴越备史》上。没伤痕，没药味，就像只是睡过头了——可一个前脚刚加封“邓王”、后脚就被削尽兵权十年的人，怎么会“刚好”在寿宴当晚断了气？更巧的是，他儿子钱惟濬，三年后也“感疾而卒”，病得悄无声息，连太医署的脉案都没留全。
这事得倒着说。钱弘俶最后一次回杭州，是开宝九年（976年）冬。赵匡胤刚走，赵光义的诏书就追到了钱塘江边。沈寅——不是沈虎子，剧里改了名，但骨头没变——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一封密折甩在御案上：“朝廷已撕了面皮，大王还当那是家宴？”他早就在南唐刚破时就拍过案：“江南是咱们的篱笆，您亲手拆了篱笆，等刀架脖子上，拿什么挡？”结果呢？一道敕令，罢相。史书里只记四个字：“以直忤旨”。可谁不知道，他骂的是钱弘俶不敢硬气，骂的是吴越上下都在装睡。
赵光义第二次召他入京，用的不是诏书，是三道加急驿报。头一封说陈洪进献土，第二封说李煜“病逝”于赐宅，第三封干脆没盖印，只有一行墨迹未干的小楷：“王来，即封王；不来，王号自除。”钱弘俶真去了。带了三百挑贡品，二十名乐工，还让钱惟濬留守杭州，暗中把粮仓清点三遍，把军械库钥匙熔进铜铃里，挂在他书房梁上。
崔仁冀叛得最突然。不是临阵倒戈，是酒过三巡，他忽然跪下来，把一枚带体温的虎符搁在钱弘俶手心：“大王，降了吧。宋军水师已泊在秀州港，您昨儿赏我的那坛花雕，是最后一批从越窑运来的酒了。”
纳土那天，钱弘俶亲手把十八州图籍交到赵光义手里。纸是新的，墨是浓的，印泥还是温的。可就在他转身那刻，赵普从垂帘后踱出来，慢悠悠掸了掸袖口——九年前，就是他收了钱俶送的十瓶瓜子金，被赵匡胤当场砸碎一只金瓶，溅得满地金屑。如今他站在这里，袖口干干净净，眼神却比当年那堆金屑还冷。
后来软禁的日子，其实没那么苦。钱弘俶每月能领二十斤羊肉、四石粳米、三十匹杭绢。他教孙子读《孝经》，给老仆讲钱镠射潮的故事，甚至亲手在汴京宅院里种了两株梅花。只是每次朔望，必有一队禁军来“巡检”，甲胄不卸，铁靴踩得青砖咚咚响。钱惟濬被拘在隔壁院，父子俩隔一堵墙，能听见对方咳嗽声，却再没说过一句话。
杭州城外的保俶塔，是百姓为盼他平安归来修的。可塔修好那天，钱弘俶正坐在汴京宅子里，听人唱一支新曲子，词是赵光义新赐的：“山河依旧，王侯何有？”他没抬头，只把一杯冷茶推到案角，茶汤上浮着半片没沉下去的梅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