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万科影子公司通过一个庞大表外融资网络,系统性地从上市公司转移利润,涉及金额可能高达2000亿元。这个体系以博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商资管)为核心平台,表面上与万科无直接股权关系,实为高管控制的"白手套"公司。
一、五大核心掘金路径
1. 倒卖地块或项目
博商系公司频繁向万科"倒卖"地产项目,形成"左手倒右手"的闭环操作。具体模式是:由博商系公司先行拿下土地或项目,在短时间内再卖给上市公司万科。
• 武汉万宸案例:2022年底,博商顺泰以武汉万宸名义以8.96亿元底价拍下金融港地块,不久便将地块连同开发公司股权一起"倒手"给万科。
• 全国范围操作:这些被倒卖的项目遍布北方省份、珠三角甚至万科大本营深圳,通过多层SPV架构隐藏真实股权关系。
2. 扭曲员工跟投制度
万科将员工跟投制度异化为利益输送工具,形成"万科资金→鹏金所放贷→博商顺泰理财→万科项目"的封闭资金循环。
• 资金循环设计:万科闲置资金以2%低息存入前总裁祝九胜主导的鹏金所,鹏金所以10%年化利率贷给员工,8%利息差流入高管关联公司。
• 强制绑定理财:员工借款后必须投入博商顺泰理财产品(承诺20%年回报),再由该产品跟投万科地产项目。
• 规模与后果:超过2000名万科员工参与跟投,涉及资金超50亿元。鹏金所至今仍有8亿元理财产品未兑付,长沙万科森林公园项目售罄回款36亿元,员工跟投本金分文未得。
3. 高息放贷收割合作方
万科利用行业地位强制合作方从高管控制的影子公司借款,综合融资成本最高可达40%。
• 唐山翡翠蓝山项目:合作方今牛公司被迫向红色崛起公司借款11亿元,累计支付利息超过1.8亿元,借贷利率达16.36%。
• 供应商双重压榨:故意拖欠工程款,再引导供应商通过鹏金所贷款,利率高达18%-24%。广州某建筑公司借款1.2亿后倒欠3000万破产。
• 烟台项目举报:烟台百润等10家合作小股东实名举报万科挪用合资项目资金5亿元,通过皮包公司私分收入,单个项目逃税0.5-3亿元。
4. 低价资产转让
通过关联交易将上市公司资产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转让给高管控制的公司。
• 车位低价出售:市价20万元的车位以5万元出售给关联公司。
• 写字楼折价转让:评估价值15亿元的写字楼以9亿元转让,差价直接流入高管私囊。
5. 虚增成本与隐匿收入
• 虚增工程成本:联合内外部供应商抬高工程造价,将利润留存于关联方。
• 隐匿销售收入:将项目车位等资产以"骨折价"卖给高管关联公司,再按市场价销售,差价从报表蒸发。
• 虚增财务费用:在项目资金充裕时,强制使用金融工具产生不必要利息,流向体外平台。
二、运作规模与架构
表外融资规模
• 千亿级杠杆:博商资管以1亿元注册资本撬动千亿级表外融资,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千亿级别。
• 隐性债务:据财新报道,万科表外负债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仅七家保险资管公司的投入就超340亿元。
• 其他应收款黑洞:2024年新增账龄1年以内的其他应收款达1054亿元,占总额近50%。其中"合作方经营往来款"达928亿元且未披露利息收益。
三层架构体系
1. 控制层:以原总裁祝九胜为核心,手握项目投资、融资审批、供应商管理全链条权限。
2. 平台层:包括鹏金所(对内融资)、博商资管(对外融资)、区域关联公司(虚假交易)。
3. 资金层:员工跟投资金、合作方借款、金融机构募资形成利润体外转移通道。
三、涉及关键人物与调查进展
高管涉案情况
• 祝九胜:前万科总裁,2025年10月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曾主导鹏金所并担任董事长,被称为万科的"财神爷"。
• 辛杰:前董事长,2025年9月被带走调查。
• 郁亮:前董事会主席,2026年1月8日退休,随后传出疑似失联半个月的消息。
• 何卓:博商资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祝九胜的"白手套",已被控制超10个月。
司法与监管进展
• 表外债务对账:祝九胜被深圳国资委叫去对账长达半年,因表外负债规模庞大。
• 博商资管亏损:2024年底出现数百亿人民币巨亏,已有高管逃至境外失联。
• 监管介入:深圳证监局对鹏金所展开调查,直指其涉嫌非法集资与信息披露违规。
四、财务影响与现状
万科财务危机
• 创纪录亏损:2025年预亏820亿元,创下A股历史上单年最大亏损,连续两年累计亏损1314.8亿元。
• 债务压力:一年内到期有息债务约1513亿元,现金短债比仅0.43。母公司层面货币资金仅剩8.58亿元。
• 国资输血:深铁集团累计向万科提供超326亿元借款,最新一笔23.6亿元利率低至2.34%。
治理结构反思
万科的案例揭示了职业经理人制度失控、金融创新异化、治理结构缺陷等深层次问题。当股权分散导致"内部人控制"缺乏有效制衡机制时,复杂的关联交易和影子公司体系便能规避监管和信披要求,最终让员工、股民、供应商买单,国资兜底。
目前万科已专门成立"财顾事业部"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但表外债务的清理和司法调查仍在进行中。这一案例已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期的标志性事件,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职业经理人制度、金融监管等提出了深刻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