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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的掌权根基，牢牢绑定在“抵御美国、以色列与西方威胁”的叙事上。自1979年革命以来，“反美抗以”从外交口号，变成凝聚内部、巩固权力的核心工具。这套叙事让政权拥有天然的动员力，却也把国家拖入长期对抗的泥潭，与全球主流市场隔绝，陷入穷兵黩武的死循环。
多年来，伊朗斥巨资扶植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地区代理人，把大量财力用于输出影响力、制造地区冲突，而非投入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在西方制裁与内部资源错配的双重挤压下，伊朗经济持续恶化：通胀高企、本币暴跌、食品价格飞涨，数百万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以下，民生凋敝已成常态。
近期总统佩泽希齐扬公开向民众道歉，看似反思治理失当，实则只是安抚情绪的政治表演。他清楚，政权高层从不愿真正改善民生——一旦民众富裕、生活稳定，必然会追求更多权利与自由，对专制统治提出质疑，这直接动摇革命政权的统治根基。
对哈梅内伊等当权者而言，民众的最佳状态是挣扎在生存边缘：为温饱疲于奔命，便无暇思考公平与权利；既不会因活不下去而造反，也不会因活得太好而觉醒。所谓“外部威胁”，不过是维持管控的借口；民生困境不是意外，而是刻意选择的统治策略。
一边用对抗叙事绑架国家命运，一边用贫穷稳定权力秩序，伊朗的悲剧，从来不是外部制裁造成，而是权力自私选择的结果。总统的道歉再诚恳，也改不了政权“宁要对抗稳定，不要民众幸福”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