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宪法规定，众议院选举结束后30天内必须召开特别国会，并进行首相指名选举，随后现任内阁全体辞职，再由新当选的首相重新组阁。
这是一套固定流程，不管胜负悬殊与否，都必须照章办理，2月18日，就是这个时间节点。
表面上看，这是“全体辞职”，听起来像权力终结，实际上却是权力的重新确认，高市早苗并非下台，而是通过法律程序再次被指名为首相，完成形式上的交接，然后继续执政。
更关键在于席位结构，要知道，2月8日的选举中，她所在的执政阵营在众议院掌握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
这样的数字不仅意味着在首相指名选举中几乎不存在悬念，同时也意味着在众议院可以单独通过大多数法案，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压过参议院的反对。
换句话说，2月18日的特别国会不是悬疑剧，而是一次确认仪式，电子显示屏上跳出的名字，几乎已经写好。
真正有悬念的不是“谁当首相”，而是“她接下来要做什么”，她最紧迫的任务，是2026年度预算案。
预算不仅是数字分配，更是政策方向的集中体现，财政支出往哪里倾斜，决定了经济刺激的力度、产业扶持的重点、社会保障的结构。
高市早苗要在新任期的起点推出这份预算，相当于向外界宣告她的执政路线，如果预算获得顺利通过，她的权威会进一步巩固。
如果在执行阶段出现财政压力、经济反弹乏力，支持率就会受到考验，因此，2月18日只是程序起点，真正的压力来自随后的政策兑现。
而要理解这股压力的来源，就必须把视线从议事堂移向街头，在日本18岁到29岁的年轻选民中，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达到92%，30岁到40岁群体也超过80%。
在一个多党竞争的成熟民主国家，这样的比例极为罕见，这说明支持她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稳健中间选民，而是一大批对现状极度不满的年轻人。
过去几十年，日本经济长期低增长，实际工资停滞，房价在部分城市高企，就业稳定却上升空间有限。
年轻人普遍感觉“努力和回报不成比例”，阶层流动变得困难，这种情绪已经体现在文化表达上。
涩谷、新宿等地流行的“梅毒妆”打扮并不是简单的时尚，而是一种对现实压力的外化，苍白的底妆、刻意强化的红色眼影，表达的是焦虑、疲惫、失望。
年轻人并不一定热衷于意识形态争论，他们关心的是收入、住房、未来发展空间，当他们认为温和改革无法改变结构性问题时，就更容易把希望寄托在态度强硬、主张突破常规的政治人物身上。
高市早苗在竞选中强调经济重振、产业政策调整以及更果断的决策风格，这正好击中年轻选民对“效率”和“改变”的期待。
对他们来说，风险并非最可怕的事情，停滞才是，但高支持率本身并不等于长期稳定。
情绪驱动的支持，来得快，也可能退得快，如果经济数据没有明显改善，或者生活成本继续上升，支持率会迅速松动。
一旦年轻群体的耐心耗尽，政治反弹会非常剧烈，因此，这92%的数字既是力量来源，也是潜在压力点。
而在社会层面之外，党内与外交层面的变量同样在积聚风险，高市早苗虽然在选举中取得压倒性优势，但自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传统派阀政治强调事前协调与利益平衡，重大政策往往通过“根回”方式在会外达成共识，再在正式会议中通过。
高市早苗上台后明显削弱这种运作方式，更强调首相主导与效率优先，短期内，这种做法提升了决策速度，但也削弱了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参与感。
目前党内大佬之所以保持克制，是因为她拥有强大的选票吸引力，如果失去这张“吸票王牌”，自民党在部分选区的优势会下降。
但一旦她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党内力量就可能重新活跃，日本政坛并不缺乏通过内部压力迫使首相下台的先例。
换言之，她的政治安全高度依赖外部民意表现，而民意又与经济成绩直接相关，更复杂的是外交环境。
2025年底，她关于“武力介入台海”的表态引发中日关系紧张，中国是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产业链合作对象，如果高层对话渠道长期冻结，企业投资信心可能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日本在安全政策上与美国保持紧密合作，这使外交选择空间进一步收窄，她在国内需要通过预算刺激经济，在外部却面临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这形成明显矛盾。
如果经济增长未达预期，年轻选民的支持会削弱；如果外交摩擦升级，企业和资本市场的信心也会受影响，两者叠加，党内反对力量就有可能寻找突破口。
因此，高市早苗当前的局面并非稳固的胜利，而是高风险运行状态，她必须在经济、党内整合与外交平衡之间找到可执行的路径，否则支持结构会迅速改变。
总结来看，2月18日只是程序节点，真正决定她政治寿命的，是预算执行效果、青年群体耐心以及对外关系的管理能力。
当高支持率建立在强烈期待之上时，兑现能力就成为唯一标准，接下来几个月的数据表现，将比任何演讲都更具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