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南海姿态突然“软化”？是真心寻求转圜，还是又一次策略性表演？
临近农历新年，马尼拉方面悄然释放出若干缓和信号。
2月10日，中菲两国高级外交代表在宿务举行闭门磋商，会后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双方将依托既有对话机制持续交换意见，以建设性方式管控海上分歧，防止误判升级。”
几乎同步，菲驻美大使罗慕尔德兹——这位曾多次在华盛顿公开质疑中国南海立场的资深外交官——罕见表态称：“不应让南海议题遮蔽中菲关系的整体图景。”
他还主动提出，在光伏设备、电动汽车零部件制造、绿色氢能等新兴工业领域拓展务实协作。
这一幕是否似曾相识？就在2024年1月，菲律宾国防部刚宣布将在黄岩岛周边启动为期70天的单边海空演训，并联合美军开展所谓“印太协同航行行动”。
中方南部战区随即组织舰机编队实施高强度应对，连续五日抵近黄岩岛巡航，其中多架次战机实际穿越菲方单方面设定的“临时禁飞区”与“演习管制海域”。
一边是外交场合握手致意，一边是海上实兵部署未歇，马尼拉究竟在下一盘什么棋？
近期南海呈现“言辞趋稳、行动照旧”的双重节奏，引发区域观察者高度警觉。宿务会谈虽传递出强化危机沟通、重建互信渠道的积极意向，但菲军方此前划定的演训地理范围仍未撤销，舰艇常态化巡逻、执法船高频次抵近作业亦未中断。
若将外交辞令与军事日程置于同一时间轴审视，便不难看出：当前所谓“降温”，实为战术节奏的微调，而非战略路径的根本修正，更非放弃对争议海域的实际主张与存在塑造。
会谈期间，菲方官员在媒体镜头前反复强调“和平解决”“规则基础”“对话优先”，公众看到的是微笑、礼节性合影与措辞克制的新闻稿。
而同一时段，由菲海军司令部签发的第2024-07号通告所设立的“70日联合演训区”依然处于生效状态，相关空域禁限令、海域通行管制及无线电静默要求均按原定周期执行。
演训区未撤、管制未解，实质上是把施压态势固化于一线，把协商空间腾挪至桌面——此举既能向国际社会展示“开放姿态”，又能向国内民众证明“寸土不让”。
此类“双轨并进”的操作模式，在亚太热点摩擦中已有成熟先例，其核心逻辑在于：以可控幅度降低短期冲突烈度，同时竭力维系既有政策叙事与行动弹性。
菲律宾当前整体策略可归纳为：外交系统主推“谈得起来”，军事系统坚持“动得起来”。前者重在争取缓冲窗口、稀释紧张氛围、防范局势滑向失控临界点，并为后续政策操作预留话语接口；后者则聚焦维持前沿存在强度，向国内外持续输出“主权主张正在落实”的视觉化信号。
军事层面的持续动作，还承担着塑造“常态化管辖”的认知功能——通过高频次、低对抗性的舰船巡弋与执法活动，在舆论场中不断加固“我方长期履职”的集体印象。
只要所有行动严格控制在不触发直接冲突的阈值内，就能将政治风险锁定在可承受区间，同时源源不断积累可用于国内宣传与国际叙事的现场素材。这种做法隐含一个关键前提：绝不能让偶发事件突破安全红线，否则一旦酿成重大海上事故或人员伤亡，菲律宾政府将面临难以估量的政治代价与信誉崩塌。
马尼拉此刻格外需要时间，深层动因来自内部治理压力。最新经济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GDP增速回落至5.2%，通胀率维持在6.8%高位，大米价格同比上涨23%，汽油零售价较去年同期攀升19%，青年失业率升至18.7%。街头抗议频次显著增加，民生类诉求成为社交媒体最热话题，行政效能质疑声浪持续走高。
在此背景下，将外部议题适度前置，确能在短期内分流部分社会注意力，但该策略具有明显时效边界——因为粮价、油价与就业不会因外交辞令而自动回落。
尤为严峻的是防洪基建腐败案引发的政治震荡：涉及超120亿比索资金流向不明、三座主干堤坝被曝偷工减料、去年台风季导致的洪灾损失被重新归因于工程失效。此案已进入国会听证阶段，反对党持续发起质询，民间监督组织发布多份独立审计报告。
尽管弹劾动议暂未获多数支持，但舆情发酵已使执政联盟内部出现裂痕。政治不确定性越高，政府越需规避外部冒险行为，盖因任何涉外失误都将迅速转化为国内问责焦点。
若南海方向出现明显战略失分，反对派极可能将腐败丑闻、防灾失职与外交溃败打包整合，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失败”指控链，届时执政党支持率恐遭断崖式下挫。
外部环境同样发生结构性变化。过去数年菲方在南海采取较强硬姿态，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美国提供的多重保障：从F-16战机升级培训、海岸警卫队巡逻艇交付，到在东盟外长会、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听证等多边平台上的密集声援，美方支持构成其信心底座。
然而随着美国大选周期临近，政策偏好正加速转向实用主义。特朗普阵营重提“盟友付费论”，强调安全合作须匹配财政贡献与地缘回报，对“无条件站台”持审慎态度。
这对军费仅占GDP1.1%、国防预算常年捉襟见肘的菲律宾而言，意味着同盟红利正变得愈发昂贵且不可持续。一旦美方削减装备援助规模、缩减联合演训频次或调整印太部队轮换节奏，菲方将直面风险陡增而支撑锐减的困境。
更需警惕的是美国战略资源的再分配逻辑：当红海危机、东欧局势、台海动向等多线压力叠加，其太平洋舰队部署密度与国务院南海事务专员的出访频率，客观上必然出现阶段性波动，“贴身式存在”或将让位于“节点式响应”。
若菲律宾此时仍执意扩大海上动作半径，极易陷入“外无强援、内有积怨”的双重挤压，理性选择只能是收缩锋线、稳住基本盘。
横向对比邻国政策取向，亦加剧菲方战略焦虑。越南正加快推动中越经贸合作升级，印尼着力吸引中国新能源企业赴巴淡岛建厂，马来西亚重启沙巴油气区块联合勘探谈判。这些国家普遍奉行“分歧归分歧、合作归合作”的务实路线，将发展重心锚定在产业链嵌入、基建联通与旅游复苏上。
区域内各国对华供应链依存度平均达34%，中国连续十年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若菲方持续维持高强度对抗姿态，不仅难以获取实质性产业转移红利，反而可能错失RCEP框架下的关税减免机遇，甚至影响外国游客重返长滩岛、薄荷岛等核心旅游目的地的信心。
东盟内部协调机制亦构成现实约束。作为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需主导完成《东盟印太展望》落实路线图、推动澜湄合作机制扩容、协调成员国就缅甸问题达成最小共识等多项议程。若自身将南海议题持续推向对抗前沿，将严重削弱其作为协调者的公信力。
其他东盟成员普遍担忧被卷入非自愿选边压力，尤其不愿因菲方单边行动导致中国对整个东盟的经贸政策回调。地区稳定共识一旦松动，菲律宾将面临更大程度的外交孤立。
因此，宿务会谈所释放的“愿谈”信号，本质是多重现实压力倒逼下的精准校准：既可缓解区域紧张预期，降低资本外流与汇率波动风险，亦有助于在东盟内部树立“负责任轮值国”形象，提升多边话语权。
但军方演训安排仍在推进的事实表明，菲方并未放弃操作杠杆，而是试图构建一种“低摩擦、高存在、留余地”的新型博弈范式。
面对这种“表态缓和、行动延续”的复合型策略，风险识别必须回归事实本位。判断诚意的关键不在修辞密度，而在三个可观测指标：是否正式缩减或取消已公告的演训地理范围；是否暂停舰机对中方岛礁的高频次抵近侦察；是否重启中菲海上紧急热线与舰艇避碰协议磋商机制；是否停止将海上执法行动与国内选举动员进行捆绑叙事。
只要一线动作未停，误判诱因就始终存在。南海水域平均宽度不足200海里，商渔船密集、航道交汇复杂、气象突变频繁，一次雷达识别误差、一次通讯频道切换延迟、一次航向微调偏差，都可能经社交媒体放大为“挑衅事件”，进而触发连锁反应式的强硬回应，最终脱离可控轨道。
实现南海长治久安需筑牢三重支柱：第一，争议管理必须超越情绪化叙事，建立禁止危险接近、限制敏感海域演习、规范执法船行为的具体守则；第二，对话机制须从“峰会式”走向“日常式”，包括固定海上联络官、共享气象与搜救信息、定期举行联合搜救演练；第三，发展议程必须回归中心位置，将财政资源优先投向电力扩容、港口升级、职业教育与数字基建，从根本上削弱“靠对外对抗换取政治资本”的内生动力。
当下最务实的评估标尺只有一条：言行是否一致。若菲方70天演训日程照常推进，若执法船每日抵近仁爱礁的频次未减，若军方发言人继续使用“捍卫固有权利”等刚性表述，则所谓“降温”仅具季节性特征，绝非政策拐点。
唯有保持战略清醒、做实危机预防、坚持规则对话与务实合作双轮驱动，方能在风高浪急的复杂环境中守住底线、管控变量、拓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