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APEC首次高官会圆满落幕，会场里一个简短的外交细节迅速成为国际舆论焦点。
中国外长王毅与日方官员完成常规礼节性握手后，未做额外停留与交流，外交部随即官宣后续行程，王毅将先访问匈牙利，再赶赴德国出席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在会议“中国专场”发表主旨演讲。
几乎同步，日本方面确认外相茂木敏充也将前往慕尼黑参会，中日外长前后脚现身同一场国际盛会，外界纷纷猜测双方是否会借机举行双边会面。面对这场备受关注的互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看上去表现得格外急切，而中方的立场始终清晰坚定，对话的前提从未松动，一切都取决于日方能否拿出真正的诚意。
外交部多次公开明确表态，中日开展对话的基础十分明确，一是要求高市早苗正式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二是严格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这两项要求并非中方新设的条件，而是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作出的郑重国际承诺，具备明确的国际法效力。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直接关系中日关系的政治根基与两国基本信义，任何挑战红线的错误言行，都必须得到正式纠正，中方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空间。
分析看来，从广州会场的简短握手，到即刻启程的紧凑行程，中方用实际行动传递出清晰信号，没有诚意的铺垫，就不会有深入的双边对话。
高市早苗政府急于推动中日外长会面，大概率是国内经济与外交双重压力下的现实选择。
经济层面，日元兑美元汇率持续走低，跌至1990年以来的低位，日本作为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汇率暴跌直接推高能源、粮食、工业原料的进口成本，压力逐步传导至汽车、电子等支柱产业，丰田、索尼等大型日企的经营与财报都受到明显冲击。
日本有数万家企业深耕中国市场，高端精工制造的关键原料高度依赖中国稳定供应，中日经贸早已深度绑定，一旦关系持续冷却，日本工商界的压力很可能会直接传导至政府层面，这或许也是高市早苗迫切想要缓和对华关系的核心原因。
外交层面，日本长期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所谓平衡，一边依附美国强化军事同盟，一边不愿放弃中国的发展红利，可美国奉行的交易型外交并未给日本特殊优待，钢铁关税未获豁免，驻日美军经费被要求大幅上调，日本或许看重的反华筹码，在现实外交中毫无价值。
对比二十年前，日本曾拥有对华技术、资本等多重优势，如今中国在高铁、航天、芯片制造等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日本的不可替代性持续下降，欧洲、韩国等合作伙伴能提供更灵活的合作条件，日本的外交筹码不断缩水。
去年韩国庆州APEC峰会期间，中日高层面对面交流后，双边经贸关系快速回暖，日本切实感受到对话带来的实际收益，这或许让高市早苗政府更加不愿错失慕尼黑会议的沟通机会，可能希望通过外长会面试探水温，为后续更高层级互动铺路。
从当前局势来看，中日外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举行正式双边会面的概率极低。
截至目前，日本方面仅口头表达对话意愿，并未就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作出正式撤回与道歉，也没有拿出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实质行动。中方始终坚持，对话不是口头表态，而是需要实际行动支撑，没有履行承诺的诚意，就没有开启对话的资格。两位外长同场参会，最多可能在多边场合出现礼节性偶遇，这并不代表双边对话的重启。
中日关系从来不是日本转嫁国内矛盾、谋求外交博弈的工具，而是需要双方共同维护的双边关系。恪守四个政治文件、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是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唯一路径。中方对话的大门始终没有关闭，但推开这扇门的钥匙，一直握在日方自己手中。如果日方继续回避核心问题，错失这次沟通契机，未来想要重启高层对话或许只会更加困难，最终承受经济与外交双重损失的，大概率依然是日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