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为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在大军区一级往往会设有多位正/副政委以及副司令员，力争保持思想一致。
但由于干部终身制、局势变化、挂职兼任等多方面原因，一些单位配备的正/副政委、副司令员人数就多到令人诧异。
比如1963年南京军区有柯庆施、唐亮、江渭清、萧望东、江华、李葆华、杜平7位政委；1970年武汉军区有孔庆德、李迎希、姚喆、杨秀山、韩东山、徐国夫、李化民、林维先、闵学胜、张树芝、张震、江文12位副司令员。
虽然说其中大部分并不实际到任，但看起来非常臃肿，有时还会影响正常工作。而除了大军区以外，省军区一级也存在干部过多的情况，辽宁省军区就是典型的例子。
最多时，辽宁省军区有4位政委、6位副司令员，按照当年的编制，这只是一个正军级单位，为何要“挤”入这么多领导呢？
其实这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特殊情况，我们来看看辽宁省军区的人事变动就能明白背后的原因。
1954年8月，原辽东军区与辽西军区在锦州市合并组建为辽宁省军区，由贺庆积出任司令员、张海棠出任第一副司令员、周涌出任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省委书记黄欧东兼任政委、邱先通出任副政委。
此后军区领导班子不断调整，1956年初张海棠去学习深造，恰逢热河省被撤销，原热河省军区司令员赵承金就调任为辽宁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原本热河省军区也是正军级的单位，赵承金突然被降职，内心有一定想法，上级的上级邓华宽慰他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一定进行适当调动。
可惜邓华三年后遇到波折，继任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没有再管这摊事，赵承金一直到离休都还是辽宁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在赵承金之后，中央陆续调了张天恕、赵鹤亭、夏德胜、李道之过来担任副司令员，加上之前的周涌，副司令员的队伍也是非常庞大了。
除了军事职务，政工干部的人数也在持续增加，1958年黄火青调任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黄欧东就改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军区第二政委。
但是，他俩的工作重心实际在政务，很少管军队的事。上级想到省军区的政治工作还是需要有人来抓，因此把谭云开调了过来出任第三政委，也是实际负责之人。
1965年1月，谭云开调任为新疆军区副政委，原军区政治部主任杨弃接任了第三政委职务，同年10月，李道之从副司令员一职上卸任，转而担任第四政委。
也就是说，在司令员贺庆积身边，副司令员至多时有6位：赵承金（1956.03-1961.04）、周涌（1954.09-1960.04）、张天恕（1956.07-1979.02）、赵鹤亭（1957.05-1978.05）、夏德胜（1957.05-1958.05）、李道之（1957.07-1965.10）；
政委至多时有4位：黄火青（1958.06-大运动时期非正常离任）、黄欧东（1958.06-1966.08）、杨弃（1965.01-1975.04）、李道之（1965.10-1978.09）。
这怎么说呢，的确是加强了对军队的领导，但未免过于加强了。如此庞大的干部群体挤在一个军级单位，既是对人才的浪费，又导致机关变得臃肿。他们的职能无可避免会造成重叠，导致麾下都不知到底该听谁的。
当年不止军一级，甚至师一级的军分区都出现过多位副司令员、副政委的情况，导致部队编制“壮”得厉害。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样不合理，为何还非要如此呢？
概因建国初期的相关制度还不完善，彼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在国家统包统配的体制下，将职务等级与福利分配直接挂钩，确立终身保障的基本框架，干部终身制。
所以老干部在位置上，只要不犯错或者中央突然调动，一般就不会“挪窝”了。一个正职卡着不动，下面有些人又需要晋升，就都拥堵在副职位置上，使得出现这种独特的现象。
而正职想要再进一步也很困难，同样以辽宁省军区举例，贺庆积身边的人来了又走、多得热闹，但他自己同样是没动。
当初他跟随四野大军南下，担任了江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按照那时的编制，江西军区属于二级军区（兵团），他是副兵团职干部。后来他进入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毕业担任辽宁省军区司令员，从副兵团职降到了正军职。
对于这些，贺庆积没有在意。然而往后的14年里，上面没有合适的位置，他就一直没能升上去。1968年，因受到影响，他被要求离休，结束了14年省军区司令员的生涯。直到70年代后期，才再度恢复工作，改为沈阳军区顾问。
也正是因为太多冗余、太过臃肿，邓公在80年代才会大力推动精简。行政系统、军队系统都进行了一次大瘦身，如今整体也就顺畅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