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89年的日本，纸醉金迷，整个国家正沉浸在一场前所未有的资产盛宴中。
过去六年，日经指数连涨不止，几乎翻了四倍，街头的每一台电视都在播报一个又一个历史新高，东京的地价开始贵到离谱，据说仅日本皇宫那块地的价值就足以买下整个加州。
整个日本的土地面积只有美国的4%，其总估值却超过了美国全境，那是一种近乎盲目的全民信仰，资产在涨、股票在涨、土地在涨，连空气仿佛都在升值。
人们的账面财富看起来完美无缺，却没人愿意去看它的另一面，负债。
1989年，日本家庭的信贷余额突破了300万亿日元，比1965年暴增近50倍，体量接近GDP的70%，更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30%。
彼时的美国，这一比例还不到80%，几乎每个家庭都背负着债务，却毫不担心，因为他们坚信未来只会更好。
全社会仿佛都在进行一场巨大的、无人会输的杠杆游戏，消费失去了目的，人们买东西只是为了买，无论那东西多么随机或无用，国内买无可买，便去国外买，从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到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影业，从夏威夷的酒店到加州的高尔夫球场，全世界都打上了“日本所有”的标签。
这个仅占全球2%人口的国家，贡献了近一半的奢侈品消费，LV成了街头随处可见的“街包”，“Japan is number one”，学者、媒体乃至美国政客，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日本是否即将掌管世界？
这场泡沫在事后看来是如此显而易见，但如果你也活在那个年代，很可能会加入那场盛宴，因为在那一刻，没有人看见风险，所有人眼中只有一片光明的未来。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美国正注视着这个曾经的战败国，如今的资产巨人与金融帝国，正快速逼近自己。
要理解这场史诗级泡沫的诞生与破裂，我们需要回到1945年的日本，城市化为废墟，产业接近崩溃，社会士气低落，但转机也随之而来，美国的保护，冷战格局下，美国需要在亚洲安插一枚战略支点，日本成了那个选择。
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为日本送来了雪中送炭的美军订单，工厂机器再度轰鸣，产能迅速恢复，出口的齿轮重新开始转动，这成了日本战后的“第一桶金”。
借此契机，日本不仅重回全球生产体系，更被纳入了美国主导的扶持计划，贸易特惠、技术转移、资本输入……在一整套组合拳下，一个出口导向的工业奇迹拉开了序幕。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从1950年代起，通过财政投资、低息信贷和进口替代政策，亲手培育出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重工业巨头，和平宪法将国防开支压到极低，释放出的巨大财政空间，悉数投向了基础设施、国民教育与产业投资。
这套将外部助力与内部动力完美结合的系统，让日本在没有殖民扩张的前提下，完成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赶超，而真正让它迈入高速增长飞轮的，是一个黄金组合，出口加上人口红利。
从纺织到钢铁，从造船到汽车，日本的出口像火箭般蹿升，美国市场大门敞开，日本汽车在美的市占率从1970年的不足10%，一跃突破20%。
充沛的流动性支撑了大规模信贷与投资，一个“产能扩大-出口增长-收入攀升-储蓄与再投资”的良性飞轮开始高速旋转，到了1970年代，这个飞轮运转到极致，日本GDP狂飙，居民收入实现倍增。
从1970年到1984年，人均收入翻了五倍，令全球侧目。
这是一场人口红利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高效协奏曲，1968年，日本在战后短短二十余年，便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段时间的增长是健康的，居民收入在增长，消费在扩张，信贷虽有上升，但家庭资产负债表依然稳健，资产端主要是储蓄，资产升值依赖坚实的经济基本面，而非金融泡沫。
一切看起来都很理想，然而，这套光芒万丈的模式，也悄悄埋下了两个结构性的隐患，第一，是对外需的深度依赖，全球市场一旦收缩，增长引擎便将熄火；第二，是对土地与信贷的制度性偏爱，因为资源匮乏，日本社会早早将土地与资本奉为核心资产。
进入1980年代，这两个变量开始同步发酵、放大，而就在此时，坐立不安的美国，让剧本陡然转向。
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成为了决定性的转折点，为削减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五大工业国联手干预汇率，强行压低美元，结果，日元兑美元暴力升值近50%，从240日元兑1美元，一路飙升至130左右。
这对日本制造业而言，无疑是一场剧烈地震，第一大隐患应声爆发，丰田、索尼、松下们突然发现，自己的产品在海外不再具有价格优势，订单锐减，工厂收缩，出口受挫，一个由出口驱动的经济体，迎来了增长引擎熄火的危机。
为了防止经济硬着陆，日本政府果断启动了当时最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1986年至1987年，不到两年时间，日本央行将贴现率从5%猛砍至2.5%，信贷的闸门轰然打开，巨量流动性被释放。
然而，这些汹涌而出的资金，并没有流回急需输血的出口制造业，而是像决堤的洪水般，冲向了资产市场，人们开始疯狂地买地、炒股，与此同时，金融自由化改革全速推进，证券、信托、不动产融资全面松绑，一场全社会的杠杆游戏开始蔓延。
土地，变成了最通行的抵押品，也成了最快的造富机器。
想借钱？把地押上就行，地价上涨，就能贷出更多钱，再拿去炒更多地，一个巨大的、自我实现的资产升值飞轮，开始失控般地加速旋转。
在居民端，资产负债表也在剧烈膨胀，家庭金融资产中，股票与不动产的占比急速攀升，传统的现金为王观念被抛弃，国民储蓄率从1970年代中期的峰值23%一路下滑，与此同时，信贷增速远远甩开了收入增长。
1985年至1989年的四年间，家庭平均收入仅增长了约20%，但信贷余额却暴增了70%，同样的信贷增量，在过去需要整整十年才能完成。
因为地在涨，股在涨，日经指数从1985年启动宽松，到1989年抵达最高点，翻了超过三倍，而同样的涨幅，在1985年之前需要走超过十年，每个负债的家庭，账面财富都在飙升，财富效应爆炸式扩散，无人感到不安，资产升值不再是意外，而是笃信的常态。
这场泡沫，是政策放出来的，是信贷撑起来的，是信心吹出来的，也是时间与结构共同堆砌出来的，从战后废墟到资产巅峰，日本走了四十年，而从巅峰坠落，或许只需要一根小小的引线。
这根引线，在1989年5月被点燃，日本央行开始加息。
此时，资产泡沫已如脱缰野马，在刚刚过去的1988财年，全国商业地价再度暴涨34%，东京核心区地价更是连续三年狂飙，累计涨幅突破200%，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不安的、金钱烧焦的味道。
日本当局对资产泡沫的担忧日益加剧，而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也早已失去耐心。由于日本利率长期维持在低位，而美国已进入加息周期，日美利差持续扩大，导致资金不断流向美国，推动美元升值、日元贬值。
这不利于美国，因为日元贬值意味着日本出口商品更具价格优势，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忧虑的交织下，加息已成不得不打出的牌。
5月，日本央行将贴现率从2.5%提升至3.25%，10月，加到3.75%，12月，再升至4.25%。
股市最先嗅到了泡沫破裂的气味，1990年1月，新年开盘即崩，日经指数断崖式下跌，一年内市值蒸发超过40%，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收盘于38915点的历史巅峰，而到1992年，只剩下不到15000点。
但奇怪的是，股市崩盘后，泡沫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瞬间彻底崩溃，它还在苟延残喘。
为什么？因为房地产在经济传导链中反应更慢，而人们的资产信仰，甚至比价格本身更加顽固。
尽管股市暴跌，很多人仍沉浸在这场资产盛宴的余韵中不愿醒来，坚信这只是短期调整，很快就会涨回来，于是，在日经崩盘后，家庭部门并没有立即停止举债，总债务仍在持续攀升。
1992年，《朝日新闻》一个名为就职冰河期无用的一代的栏目中，一位叫冈田的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生说：“当时，我还沉浸在泡沫的醉意里，坚信毕业后几年就能把今天挥霍的钱翻几倍赚回来，于是毕业求职也没当回事，只是随手投了几家公司，结果没有一家回电，那一刻我才清楚，世界已经彻底变了。”
1991年，全国地价确认见顶。
随之而来的十年，地价连续下挫，东京核心区的住宅用地价格跌去了将近80%。人们惊恐地发现，昨天还在升值的房子，今天突然卖不掉了。
抵押物缩水，收入下滑，还贷压力开始显现，银行不再无脑放贷，开发商融资断裂，家庭背负的债务从“资产”变成了赤裸裸的负担。原本靠资产升值滚动向前的计划，戛然而止。
至此，日本正式全面坠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什么意思？
资产价格暴跌，但债务金额丝毫未动，家庭和企业的净资产急速缩水，据估算，到1992年，日本家庭净资产缩水约600万亿日元，相当于当时GDP的1.3倍。
但债务，还得一分不少地还。
于是，家庭只能开始削减一切非必要开支，将收入优先用于还债，不再消费，也不再投资，企业也一样，土地贬值导致抵押能力下滑，无法获得新融资，只能收缩投资，冻结扩张。
整个日本经济，被吸入了一个巨大的去杠杆黑洞。
这就是经济学家辜朝明所定义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但当时的日本人并不懂这些经济学概念，他们只知道，原来账面上的财富是假的，原来一夜之间，房子也会变成沉重的负担，原来不消费、不投资，拼命保住现金和偿还债务，才是活下去的唯一方式。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金融危机，这是一场集体信仰的彻底崩塌，资产在缩水，信心在塌陷，全社会集体进入了一种全面的防御形态，而这个国家，也随之步入了漫长的冬天，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失落的三十年。
所谓失落的三十年，是一场漫长的、近乎静止的停滞，从1991年起，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罕见的历史阶段，几乎没有增长的三十年，1991年，全国GDP约为490万亿日元，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还在500万亿日元出头徘徊。
三十年，几乎原地踏步，同期，美国GDP涨了3倍，中国增长了超过20倍。
日本没有崩溃，但也没有前进，居民收入陷入了长达三十年的停滞，工薪阶层的实际工资，至今才刚刚回到1997年的水平。
如果说资产狂欢带来了极致的财富幻觉，那么泡沫破裂后的痛苦就有多真实，在之后的三十年中，日本的居民和企业部门，其实只专心做一件事：还债，让伤痕累累的资产负债表慢慢修复。
日本家庭总债务在见顶后，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缓慢下滑，但这一过程伴随着不消费、不投资，储蓄率也在降低，因为钱都拿来慢慢还债了，这进而加重了经济的贫血，物价陷入通缩，经济失去动能，收入持续停滞，一整套自我强化的下行螺旋，就此成型。
因为要存钱还债，人们变得极端厌恶风险，也因为收入的长期停滞、经济的死气沉沉，给泡沫破裂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落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当人们意识到努力不一定能换来生活的改善，就会停止追求改善。
他们似乎不再想要什么了，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子、不换工作，也不想升职，在泡沫破裂后的低迷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习惯了停滞不前，把没有进步视为常态，因为他们从未体验过父母那一辈生活水平如子弹头般快速上升的节奏。
这种集体还债、极度厌恶风险、不求进取的社会形态，共同构成了所谓的低欲望社会，这个词由日本管理学者大前研一提出，他称之为“日本独有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异常现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说：“如果宏观经济学是一套工具箱，那么日本就是一台用尽所有工具却依然修不好的机器。”，确实，很多经济政策在其他国家或许有效，但在日本却收效甚微。
零利率、财政刺激、消费券、减税、量化宽松……几乎都试过，但经济依然长期低迷。
这是因为，当你给正常情况下的人们钱，他们会去消费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但当你把钱给那些经历泡沫破裂后的日本人，他们可能什么都不做，因为他们不想要新东西，也极端厌恶风险，他们大多只是将其存为现金，或者继续默默还债，经济因此陷入了典型的流动性陷阱。
日本的停滞，或许和整个社会在巨大资产泡沫破裂后所遭受的、深刻的集体心理创伤不无关系，这可能是宏观经济学无法完全解释的层面。
日本人从这场泡沫里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但或许，吸取得太彻底、太深刻了，于是，谨慎变成了悲观，自律演化成了禁欲。
从个人生活的角度看，低欲望本身或许没有问题，人并非必须拥有很多欲望，在许多古代智慧中，低欲望与适度的节制，甚至被视为一种美德，但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低欲望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欲望，是整个经济系统最原始的推动力。经济中发生的一切，投资、雇佣、生产、销售，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如果人们普遍停止拥有新的欲望，整个经济机器就会逐渐停摆。
毕竟，如果没有人想要任何东西，那么经济该如何发展？
日本，正是被这个最底层、最根本的经济问题，纠缠了整整几十年。
而让这个困局更加无解的是另一重深层原因：人口，每一分钟，就有约3个日本人去世，仅有约1.4个新生儿出生，平均每分钟，日本净减少约1.6个人。
这是日本统计局2024年的数据，而这个速度还在缓慢加快，一个人口不断变老、持续萎缩的国家，这才是我们今天更为熟悉的日本形象。
实际上，日本在二战后经历了短暂的人口爆发，但从1990年代起，就已进入极低的生育率状态，一般来说，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位育龄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需要达到2.1，才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数量稳定，而日本从90年代起，这个数字就长期停留在1.5以下。
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急速攀升，1994年超过14%，迈入老龄化社会，2025年将达到30%，成为全球首个超老龄社会，到2050年，这个比例预计将高达40%，即每五个人中就有两位是老年人。
还有一个关键数据是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1994年，这个比例大约是1:5（5个年轻人抚养1个老人），今天，这个比例已不到1:2，不到两个年轻人，要承担起一个老年人的养老负担。
老龄化远不只是人口变老那么简单，它深刻改变着整个经济的运行逻辑。
年轻人消费力强，衣食住行、成家立业，需求旺盛，是拉动经济的核心动力，他们也更敢于借贷、承担风险，从而推动信用扩张，而老年人则普遍消费收缩、需求下降，同时厌恶风险，追求绝对稳定。
这是一个行为模式独特的群体。许多人误以为老年人热衷存钱，事实恰恰相反，当你停止工作，开始依靠养老金、支付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时，就不得不动用过去的积蓄，这正是日本家庭储蓄率自泡沫破裂后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日本家庭部门，60岁以上的人口掌握了超过60%的金融资产，但他们的消费倾向却是全社会最低的，整体而言，在老年人居多的经济体里，钱就在那里，但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快速流动。
同时，老龄化也会从整体上抑制社会的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日本的生产效率数十年停滞不前，社会文化趋于保守，人们对日本的印象，无论是80年代的锐意创新，还是今天的故步自封，都与人口结构的沧桑巨变息息相关。
所以，日本为何会停滞三十年之久？
除了泡沫破裂后弥漫全社会的低欲望心态，更深层的原因，是它恰逢其会地撞上了结构性的老龄化冲击，后者从消费、投资、创新三个端，全方位压制了经济增长的潜力，而经济的长期停滞，又进一步强化了低欲望，压制了生育意愿，反过来加剧了老龄化，形成了一个难以挣脱的循环。
日本现象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全世界第一个步入深度老龄化的发达社会，这是史无前例的，无人知道如何完美应对，也无人遇见过这样的人口结构将对经济社会产生何等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财政压力也在飙升。
日本的人均社会福利支出较90年代中期翻了一倍有余，社会福利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从当时的12%飙升至如今的27%。
在失落的三十年里，日本居民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国家对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主要通过养老金和医保）实际上一直在持续加大，这其中的巨大缺口，正是由不断膨胀的财政支出来填补的。
那么，看到这里你或许会想，一个极端老龄化、低欲望的社会，为什么在2020年之后，似乎看到了一丝抬头的迹象？数据显示，2020年后，日本居民收入开始出现久违的正向增长，经济也出现了温和的通胀，日本仿佛终于要走出它失落的三十年了。
但是，人口问题解决了吗？低欲望心态解决了吗？
到2020年，日本已经经过了漫长而痛苦的还债过程，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终于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修复，事实上，日本居民部门的总债务在2012年左右到达低点，此后，在安倍经济学营造的极低利率环境下，又开始了新一轮缓慢的爬升。
那么，2010年后出生、成长于平成及令和时代的一代日本人，会不会迎来与父辈截然不同的光景？他们未曾亲历资产的狂飙与幻灭，没有刻骨铭心的泡沫记忆，从他们出生起，所见就是一个相对稳定、并正在逐步改善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他们或许将重新建立起一套更健康、更平衡的消费观与风险偏好。
在这里并非断言日本经济即将起飞，只是想指出，现在的环境可能比过去三十年都要好上一点，更重要的是，日本社会也许根本不需要重返高增长，就能实现一种新的稳态。
为什么？
因为再分配的逻辑可能正在悄然启动。
每个人收入的增长，也许并不总是需要先把整个蛋糕做得更大。如果蛋糕的大小保持不变，甚至小幅收缩，但分蛋糕的人数从5个减少到4个，甚至3个呢？那么，每个人能分到的那一份，是不是反而可能变多了？
人口老龄化有一个常被忽视的潜在影响，它可能被动地开启社会财富与资源的代际再分配，当人口下降到一定程度，社会积累的存量资产（如住房、基础设施）开始出现富余，年轻人或许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承接父辈们用三十年时间还债所积累下的实体资产。
在收入逐步改善、资产负担减轻的双重作用下，他们是不是更有可能跳出低欲望的窠臼，重新开始正常的消费与生活？
所以说到底，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大剧，究竟是一个关于经济周期的故事，还是一个关于人口周期的寓言？
曾经，讨论日本的老龄化与停滞，仿佛是在说一个遥远国度的特殊案例，可转眼十几年，同样的问题已经摆在许多国家面前，成为无法回避的挑战。
而当每一个发达国家终将面对类似的人口结构困境时，我们会不会重新意识到，在如此严峻的老龄化背景下，能够保持社会总体稳定、经济体量基本平稳、国民生活安宁，这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艰难而珍贵的成功？
日本的故事，远未结束，它留下的，是一部关于狂热与冷静、增长与停滞、欲望与节制的漫长启示录。
而我们，都是这本书的读者，也正在成为它新章节的书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