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王建安跑到武汉，在吴佩孚的部队里当兵，混了两年，1926年冬天回老家，加入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1927年8月，他正式入党，11月参加了黄麻起义，从那开始就投身革命了。
起义后，他进了红十一军31师，当班长，带兵在鄂豫皖边区打游击。1930年4月，升到红一军1师3团排长、连长，参加过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战役。1931年1月，当上红四军第十师营长、28团副团长。
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当第10师30团政治委员，帮着创建川陕苏区。1933年，任红三十军88师首任政委，那时候师长汪烈山阵亡，他接过指挥，打反六路围攻。
1947年8月，率部加入华野外线兵团，参加沙土集战役。1947年9月下旬，进军豫皖苏边区，连克通许、扶沟、周口、陈留、朱仙镇。1947年11月，参加陇海铁路破击战，攻克野鸡岗、曲黄车站，控制开封至徐州段。
1952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参加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1954年春，因病回国治疗，在青岛疗养。
1956年1月25日，被授予上将军衔，因为1955年授衔时他肺病发烧，没参加集体仪式，军委单独补授，仪式简单，在总参谋部会议室，灯光没全开，就戴上肩章握手完事。1956年12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61年10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8月，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7年8月，当选中央军委委员。1979年初，任中纪委委员，处理军队信访。
王建安一辈子注重节俭和实干。1978年，下部队检查训练，发现连队藏起枪法差的战士，他当场批评，下令三个月不评荣誉。
去上海开会，家属楼分等级，他带头吃素菜。家里收收音机、花生油，全退回；儿子想调北京，驳回。日记里写“活一天，为国家省一天”。他当副职多，但从不抱怨，任劳任怨。老部下成上级，他还开玩笑说自己总当配角，但强调工作就是工作。
现在说说1980年他病逝那事。他晚年患腹主动脉瘤、高血压、心脏病，重病在身。躺在301医院病床上，他多次交代身后事：不要开大追悼会，花圈越多浪费越大，骨灰撒老家土地上肥田，或者捐遗体给医学研究。
医生建议立遗嘱，他选简化一切，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骨灰不进八宝山，要么给医院解剖，要么撒田里。理由是国家刚恢复，需要钱用在正地方，办葬礼的开销够修水渠、买化肥，提高粮食产量。他还加一条，不准通知外宾，不报销买花圈的钱。
一个月后，《解放军报》发小块消息，说王建安同志病逝，丧事从简。老战友们看到报纸，愣住了，没通知，没活动，没生平介绍。大家私下猜，是不是晚年有问题被冷落。其实不是，这是他自己定的。战友后来知道，说这是他一贯作风，该这样。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孩子们在外地，没在身边，赶回来后，家属开家庭会，按遗愿定五不：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遗体告别，不通知生前好友，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组织同意，遗体捐给医院医学研究，骨灰由妻子牛玉清带回河南一处麦田撒下，那地方是连队曾驻扎过。老农看到军车，问干啥，随行说送老领导回乡，就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