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位开国上将病逝后无人吊唁，战友们透露：这是他应得的|军委|司令员|开国上将|战友|无人吊唁

1980年7月，北京301医院的病房里静悄悄的，72岁的王建安刚咽气，身边除了值班护士，连个家属都没在——孩子们都在外地，还没赶回来。更怪的是，接下来几天，没见有人来吊唁，报纸上只发了个小豆腐块消息，连生平都没咋提。当时好多人私下嘀咕：这开国上将咋混到这地步？直到老战友们后来透了底，大家才恍然大悟：这哪是被冷落，分明是他自己早就安排好的“绝情”后事！

王建安这辈子，从穷小子到开国上将，走的每一步都实打实干出来的。1924年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河南小伙子，揣着几十块钱跑到武汉，啥也不懂就进了吴佩孚的部队混饭吃。混了两年，1926年冬天实在想家，就回了老家新县。那时候老家农民协会闹得正热，他一看这能帮穷人，立马就入了会，还进了赤卫队。

转年8月正式入党，11月就跟着闹黄麻起义——从这时候起，才算真的踏上革命路。起义后他进了红十一军31师当班长，带着兵在鄂豫皖边区打游击，风里来雨里去，吃了不少苦。1930年4月升到红一军1师3团排长、连长，参加过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战役，每一场仗都冲在前头。

1931年1月他当上红四军第十师营长、28团副团长，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当第10师30团政治委员，帮着创建川陕苏区。1933年他当红三十军88师首任政委，结果师长汪烈山打仗阵亡了，他二话不说接过指挥权，带着部队打反六路围攻，硬是把敌人打退了。那时候他带兵就一个特点：实在，不搞虚的。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8月他率部加入华野外线兵团，参加沙土集战役。9月下旬进军豫皖苏边区，连克通许、扶沟、周口、陈留、朱仙镇，一路打胜仗。11月参加陇海铁路破击战，攻克野鸡岗、曲黄车站，控制开封至徐州段，为后续战役打下基础。

1952年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参加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在朝鲜战场上也没含糊。1954年春因病回国治疗，在青岛疗养，身体稍微好点就想着工作。

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正肺病发烧躺医院呢，没赶上集体仪式。转年1月25日，军委单独给他补授上将军衔——仪式就在总参谋部会议室，灯光都没全开，就几个人，给他戴上肩章握了握手，完事。换别人可能觉得委屈，但他啥也没说，转身就忙工作去了。

1956年12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10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8月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7年8月当选中央军委委员，1979年初任中纪委委员，处理军队信访。不管当啥官，他都没架子，一辈子注重节俭和实干。

1978年他下部队检查训练，到一个连队一看，嚯，枪法差的战士全藏起来了，就给看枪法好的。他当场脸就沉了，拍着桌子说“你们这是糊弄谁呢？三个月之内，这个连队不准评任何荣誉！”回头跟身边人说“打仗靠的是全体战士，不是几个尖子，藏起来算啥本事？”

后来去上海开会，家属楼分三六九等，他主动选了最破的那栋，吃饭也带头吃素菜，说“国家刚恢复，能省就省”。家里有人送收音机、花生油，他全让退回，说“不该拿的一分也不能要”。儿子想调北京工作，他直接驳回“北京不缺你一个，在地方好好干”。

他日记里还写“活一天，为国家省一天”——这话不是说着玩的，是真这么干的。家里的家具都是旧的，穿的衣服补了又补，连喝水的杯子都是搪瓷缸子，用了几十年都没换。身边人劝他换点新的，他说“能用就行，换了浪费钱”。

晚年他得了腹主动脉瘤、高血压、心脏病，躺301医院的时候，反复跟医生说后事：“别搞那些虚的，不要开大追悼会，花圈越多越浪费。骨灰要么撒老家田里肥田，要么捐给医院解剖研究。”医生让他立遗嘱，他直接写了几条硬规矩：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骨灰不进八宝山，不准通知外宾，连买花圈的钱都不准报销。

他说“国家刚恢复，需要钱用在正地方，办葬礼的开销够修水渠、买化肥，提高粮食产量。我活了72岁，为国家干了一辈子，死了就别再麻烦任何人了”。这些话，当时听着有点“绝情”，但后来大家才明白，他是真把国家和人民放在第一位。

1980年7月25日他走了，孩子们在外地赶回来，家属开家庭会，就按他的遗愿来——啥仪式都没有。一个月后《解放军报》发了个小豆腐块，就说“王建安同志病逝，丧事从简”。老战友们看到报纸都懵了：咋没通知？咋没活动？私下猜是不是晚年出啥问题了？

直到后来有人打听着，才知道是他自己定的规矩。战友们听完都沉默了，过会儿说“这老小子，一辈子就这脾气，该这样！”是啊，他这辈子就没搞过虚的，死了也不想搞特殊。

孩子们后来把他的骨灰带回河南，撒在一处连队曾驻扎过的麦田里。老农看到军车，问干啥，随行说“送老领导回乡”，就完了。没有鲜花，没有哀乐，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一个开国上将回到了他战斗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