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过年了,写点轻松愉快的。
众所周知,笔者一直对粟裕大将怀有深深的敬意。爱屋及乌,与粟裕大将关系较密切、战争年代是粟的得力部将的几位,也一直颇有好感。
踵坊间论人之传统办法,以七大金刚目之,虽有些严谨,但胜在通俗好记。本文列举七位,看官们上眼,看看准不准。
第一位,叶飞。
叶飞出身是红军闽红游击队,1938年1月月加入新四军,起初在三支队序列内。10月即转入陈毅的一支队序列。1940年1月叶飞老6团所在的挺进纵队编入苏北指挥部序列,粟裕时任副指挥,叶飞遂开始与粟裕的新合作时代。自1940年至1950年,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这是叶飞军事生涯前半段的高光时刻,其军事思想、作战风格深受粟裕影响。
随着近年来网络军事资料的不断充实,很多军事爱好者对粟裕、叶飞关系作出了新的解读,大约的思路是当年那档子事令两人嫌隙未消,新四军中叶飞地位较高,并不是完全的粟裕下属,和陶勇、王必成那种粟裕一手带出来的将领不同。
解读历史人物各有各的说辞,无论什么切入点都可以理解。不过叶飞1纵赖以扩建壮大的兵力,大部分是在粟裕领导下征召的,以苏中军区为主,这是不争的事实。叶飞的老6团的根子固然重要,但在新四军时期其闽东色彩已大为淡化,基本上是江苏子弟兵。叶王陶三虎将的名号也是在粟裕领导下产生的,1949年2月三野成立四大兵团,叶飞是唯一一位新四军的代表,这不仅是陈老总的面子,与粟裕也有很大的关系。
叶飞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任职和分管领域上倒是与粟裕渐行渐远。他在福建主政多年,1966年起担任交通部长10多年,1979年起陆续担任海军第一政委、司令员。与粟裕主政总参、任职于军科的经历,基本是两条互不干涉的线。恐怕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把叶飞和粟裕联系起来讲的原因之一。
第二位,陶勇。
陶勇中将自红四方面军转入新四军系统,经陈毅的慧眼识才、粟裕的长期指导,成长为粟裕苏中军区和第1师系统的主要将领,指挥的部队是粟裕亲自带出来的,毫无争议的含粟量最高最纯正的主力。
在粟裕眼中陶勇部队似乎最能倚重,重建新四军6师时舍得把王必成给出去但坚决把陶勇留住,无他,骨干部队不能拆。
1946年底粟裕不情不愿地北上开始指挥宿北战役,当然这个不情不愿不是说一将没格局,而是他的原有的保卫盐城战役的计划被破坏了,必须调最后的主力陶勇部队北上。陶勇一走,盐城这个最后的苏北重镇就丢了。陶勇北上,第一仗参加鲁南战役,枣峄作战,令鲁南部队刮目相看,一扫之前叶飞纵队在山东处处不得意的颓势,华中主力的威名立住了。
陶勇将军无论贯彻粟裕的军事思想,还是具体战役部署,抑或是对粟裕的感情,大概都是最坚决最纯粹的。
但粟裕对陶勇指导不是很得力的,是对陶勇性格的改造。陶勇将军在不平则鸣方面,远超叶王两位,又不如许世友情商超高、陈士榘激流知退,他以忠直、刚烈立身,对各种激流暗滩从不畏惧,遭罹非福,实乃我军重大损失。
第三位,王必成。
王老虎茅山初得虎名,在新四军作战与红四方面军时期有很大不同,边作战边创建根据地,浸淫多年,深受粟裕影响,从红四时代的夜老虎变成新四军时代如添双翼的山中虎,其进步幅度不比陶勇小。
王必成帮粟裕干了一件好事,谭老板6师部队转归1师之后,两个旅与王必成旅合编,王必成与苏北南部队融合的非常好,既壮大了1师的力量,又使6师的老根子一直保持下来,到内战之初竟能重建6师旗帜,给足了谭老板面子。
如四爷对年羹尧所说,你替我去拜望八爷九爷十爷十四爷,我巴不得呢。
新中国成立后,王必成历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南疆战事前与杨得志对调,出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人生最后一仗没有赶上颇为失落。
王必成是华野一线军事主官中仕途较为平稳的一位,一则他并无太大政治影响,没有像许世友、王建安、聂凤智等人一样光芒四射处于关键岗位,二则中年以后脾性深自收敛,不像陶勇中将一样金刚怒目宁折不弯,好歹得了一个较好的归宿。
第四位,钟期光
钟期光出身于平江起义,中央红军长征后,钟期光在傅秋涛领导的湘鄂赣边区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37年10月湘鄂赣边区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师1支队第1团,钟期光任第1团政治部副主任。
大概这就是宿命,直到解放战争结束,他的头衔仍然是政治部副主任。
钟期光与粟裕很早就开启了共同战斗的生涯,1938年4月月粟裕率先遣支队挺进苏南,后成立江南指挥部,粟裕升任副指挥,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正主任是刘炎。刘炎因病无法常在位工作,便由钟期光代为主持政治部工作。
这位刘炎也是个优秀的政工干部,可惜征战多年积劳成疾,1946年便过早地去世了。
皖南事变后粟裕指挥的几支部队整编为第1师兼苏中军区,刘炎任师政委,钟期光担任政治部主任。
新四军各师论人才以1师为最盛,什么讲究呢?
一则粟裕的军事才能十分突出,又能打仗又能练兵,建设根据地方面亦不怯,对部将的提点启发非常好。一个优秀带一大片。
二则1师担负的任务最重,与日伪顽均近在密迩,尤其是开辟苏浙根据地,深入日军力量占优势的东南,压力愈大,对部队的锻炼愈大。所以锻炼出一大批优秀将领。
尤其是政治工作方面,新四军各支队政治部主任,2支队政治部主任王集成、3支队主任胡荣、4支队主任戴季英,5支队主任张劲夫、郭述申、方毅等,李先念支队主任郑绍文、任质斌,彭雪枫支队主任萧望东。皖南事变后各师,
皖南事变后,除上述各支队续任的主任,新四军3师主任张震球、6师主任何克希,7师主任何伟等。
单从1955年的军衔和职务等级上看,没有一个上将,无人比得上钟期光。
为什么把这些政工领导们拿出来比一比?
试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解和执行为例来作一简单剖析。
1943年反日伪军的所谓“清乡”、“扫荡”形势较紧张时,部队为求生存实行精兵简政,有人提议把不直接管打仗和后勤的政治机关撤销,只保留一个管理党的事务的干部。钟期光坚决反对,理由除了这是我党一直以来坚持的确保正确领导的制度之外,还有一条非常现实的,就是统一战线。
他分析说,新四军部队经历过两次比较严重但很多人意识不到的思想危机。
一次是1937年刚刚整编为新四军,存在两种错误的思想认识,有的人认为国共合作抗日,搞什么统一战线,是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思想上转不过去,消极对待。有的人认为我们下山了,接受统一的番号,国共不会打了,可以放松警惕不会有什么斗争了。
结果现实狠狠敲响了警钟,皖南事变的主因虽然是国民党不守信义不讲大局,但我军方面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有。内部思想教育没有统一起来,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摇摆的,不准确的,走了很多弯路。
另一次是皖南事变后,我新四军公开打破国民政府的限制,开始独立自主、更大规模的扩建主力部队。
这时又有两种错误的思想认识,有的人认为,国民党军突然袭击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发展力量太过火,侵犯了国民党军的利益,所以才惹祸上身。有的人认为,既然撕破脸了,那就照红军时期放开了干,既抗日又反蒋,痛痛快快地打吧,不要统一战线了。
我们以后见者之明,自然知道该怎么执行这个复杂的政策。其实谁想把政策搞复杂,简单易懂好操作不是最好吗?
就是因为限制条件太多,我们力量太弱,才要设计出这种能够适应多种情况、回答多种疑难问题的政策。
我们保留强有力的政治机关,不仅是搞搞党务、搞一搞思想教育那么简单,而是充分有力地应对复杂的军事政治形势,及时有效地清除思想误区,把对政策的理解执行拉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这项工作不是一时做做就能管长远的,而是时不时根据执行的左右程度进行纠偏,回到正轨。
这些道理讲出来,折服了很多人。也奠定了钟期光在华中政工干部群体中突出的地位。
钟期光在华中期间总结和推广了“立功运动”“拥干爱兵”“评定伤亡”“融俘”等政治工作经验,立功运动和拥干爱兵的工作经验至今仍在我军运行着。
苏中战役时,钟期光进一步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四个原则:
第一,坚决贯彻统帅部的战略意图,政治工作才能有高度。
第二,针对战争实际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政治工作才有深度。
第三,大兵团作战的政治工作要发动大家来做,政治工作才有广度。
第四,不同时期的政治工作要有不同招数,政治工作才有创新与发展。
这些经验与做法,闪烁着一位高明之士的伟大智慧之光。
钟期光还有一些有趣的事,在他回忆录中记叙了很多,感兴趣的可以看看中共党史出版社重新出版的这套先辈丛书,《钟期光回忆录》中记录了许多细节。笔者惭愧地说,没有通读过钟老前辈的这本书,但其中重点章节深读细读了好几遍,虽然讲的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但常读常新,发人深省,实有良助。
钟期光的事还没有讲完,留待下期继续。
春节前就这一更了,祝愿各位长期关注本号的至爱亲朋春节快乐,马年行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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