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箭军持续跃升，已成长为具备全域慑止能力的战略力量，美方亦逐步正视其现实影响力。
2026年2月10日，美国知名防务媒体《1945》网站刊载军事评论员莱瑟姆撰写的专题文章，标题直指核心：《中国规模空前的导弹部队意在战争初期“锁死”F-35隐身战机与战略轰炸机起降能力》。文中明确指出：北京正加速构建一支结构完整、反应迅捷、覆盖严密的东风系列导弹作战体系。
此文令人警醒之处，并非渲染美方衰落，而在于它将一个长期被默认为“理所当然”的战略前提，彻底摊开剖析、逐层解构。
近半个世纪以来，“制空即制胜”几乎成为全球军事认知的底层公理——只要美军战机腾空，战场主动权便已悄然锁定。
但莱瑟姆并未沿袭这一思维惯性，而是以逆向视角提出关键诘问：倘若战区设于西太平洋，美军战机能否真正完成起飞？问题一经翻转，整套作战逻辑随之重构。
我们常借助银幕影像感知战争，《壮志凌云》中惊险的空中缠斗、雷达告警的尖锐蜂鸣、导弹尾焰划破长空的轨迹，画面极具冲击力，也极易固化认知。
可真实对抗的第一道门槛，从来不是“谁飞得更高更快”，而是“谁还保有升空条件”。莱瑟姆及多位资深防务观察者真正忧惧的，是地面作战环境正经历静默却深刻的质变。
中国火箭军近年聚焦的并非空优争夺，而是构建跨域联动、多源印证、末端精确的远程打击链路。其底层逻辑极为务实：若正面空战代价高昂、不确定性陡增，何不先行瘫痪对手起飞根基？
请细察第一岛链的地缘布局——冲绳嘉手纳基地、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迪戈加西亚环礁，皆属位置恒定、体量庞大、功能集中的战略支点。
在远程火力尚处瓶颈期的时代，它们堪称坚不可摧的后方枢纽；而今，随着高超音速飞行器实战化列装、天基侦察网络密度倍增、多源情报融合能力显著跃升，这些基地早已从“隐蔽支撑点”蜕变为“高置信度打击坐标”。
跑道宽度、油料储备容量、机库抗毁等级、电力保障节点，均已被纳入精细化建模范畴。现代战争的感知维度已达全新高度：固定设施不再代表安全，反而构成优先校验的“标准靶标”。
一旦冲突触发，左右战局节奏的关键要素，或将不再是空中编队的战术机动，而是导弹波次的时序组织与覆盖密度。东风系列若以高强度饱和方式突袭前沿机场，首波打击目标并非停机坪上的战机，而是承载其战力的物理基座——跑道与燃料中枢。
当混凝土表面布满密集弹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便拥有全球顶尖战机，也只能困守原地。F-35纵然具备卓越隐身性能，若无完整起降通道，终将沦为价值连城却无法激活的静态资产。
更严峻的现实挑战在于修复窗口的稀缺性：抢修跑道需专业工程力量、持续作业时间及相对稳定的战场环境。而饱和打击的节奏设计，恰恰旨在压缩乃至剥夺这一修复周期——边打边修、越修越损，消耗的不只是物资与人力，更是作战体系的可持续运转节律。
兰德公司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年来开展的数十轮兵棋推演虽细节各异，但结论高度趋同：前沿固定基地在高强度对抗初始阶段的存续能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压力。
焦点已不止于“拦截成功率是否达标”，更在于“拦截弹库存能否撑过首轮打击潮”。拦截系统造价高昂、备弹数量受限，而进攻方可通过规模化部署形成不对称成本优势。
只要单枚导弹成本显著低于单发拦截弹支出，攻防博弈的经济天平便会自然倾斜。这并非主观判断，而是经得起反复核算的客观算力逻辑。
聚焦具体装备谱系：DF-17搭载的高超音速乘波体滑翔器赋予其极强的轨迹不可预测性；DF-21D与DF-26则凭借远程反舰能力被外界广泛称为“海上拒止双刃剑”，其射程覆盖范围本身即对前沿兵力投送构成持续战略压迫。
面对此类多平台协同、多弹道叠加、多频谱干扰的复合突防态势，美军“萨德”与“爱国者”系统虽具拦截能力，但当来袭弹体总数突破防御系统瞬时处理阈值，问题本质便从“技术能否拦截”转向“体系是否过载”。饱和攻击的实质，从来不是玄学，而是数量级与时间窗精准耦合产生的物理效应。
尤为关键的是，该打击体系绝非孤立存在——2015至2025十年间，火箭军连续组织数十场跨区实弹演训，持续压缩发射准备时间、优化指控信息流转效率、强化多域协同响应能力。
与此同时，无侦-8高空高速无人侦察平台与持续扩容的海洋监视卫星星座，共同编织出“侦—定位—毁伤—效果评估”全闭环杀伤链。
闭环一旦成型，大型固定目标的风险敞口将持续扩大。机场这类占地广、功能刚性、迁移成本极高的基础设施，既难以实现全域隐匿，更无法频繁更换坐标。
美军对此已有清醒认知，空军参谋长阿尔文上将力推的“敏捷作战部署”（ACE）概念，核心即在于分散配置、快速转场、降低单点暴露概率。
理念层面无可挑剔，但地理约束不容忽视。第一岛链内适配高强度作战的可用机场数量有限，多数二线设施缺乏全天候保障能力与抗毁加固标准。
分散部署确能稀释单点损失，却无法凭空生成额外跑道资源。若后撤至第二岛链甚至澳大利亚本土，虽提升生存概率，却同步拉长出击半径、削弱补给响应速度、制约持续作战强度——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位置平移，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重构。
历史镜鉴近在眼前：乌克兰军队依托低成本无人机对俄军纵深基地实施精准袭扰，有限平台即达成显著毁伤效果，印证着“大后方绝对安全”范式正加速瓦解。
技术扩散正大幅压低远程精确打击门槛，此类能力已非极少数国家专属特权。当无人化平台深度融入作战链条、网络化指挥成为运行常态，大型固定目标的固有脆弱性已被反复验证、不断放大。
立足2026年回望，一条清晰脉络浮现：美国过往制空权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手缺乏有效压制其前沿机场的能力。
只要基地稳固，战机性能红利便可稳定释放；而一旦这一前提被实质性动摇，制空权就必须置于更宏大的作战体系框架中重新定义——空战能力依然关键，但它已不再是独立变量，而是深深植根于基础设施韧性之上的上层应用能力。
莱瑟姆警示之所以振聋发聩，正因他绕开了装备代差讨论，直击支撑作战效能的底层基石。当跑道成为首要打击清单，当战场透明度持续攀升，当拦截边际成本远超进攻投入，所谓“空中霸权”便亟待一场概念重估。
F-35的真实威胁来源，未必是歼-20的雷达反射截面，而更可能来自脚下那数千米混凝土结构的抗毁能力。一旦起降通道失效，再先进的隐身设计也将失去施展空间。
最终决策权将回归战略顶层：白宫在研判安全风险时，不能仅比对战机雷达参数与发动机推重比，更须深入审视整个作战体系的薄弱环节。战争形态的演进，往往无声无息，悄然发生于技术迭代的日常积累之中。
当固定基地的稳定性不再可靠，传统兵力部署逻辑必然迎来系统性调整。这并不预示某一方注定失利，而是标志着战略博弈的基本架构已然重塑。
真正值得深究的，不是抽象的“谁更强”，而是具体的“在何种条件下更强”。倘若空中力量赖以存在的物理前提被削弱，那么优势便不再是天然禀赋，而必须通过持续投入与动态建设予以重新构筑。
跑道能否承受住首轮打击？拦截弹药库存是否足以应对多波次突防？后勤补给线能否在电磁压制下保持畅通？这些看似枯燥的技术性问题，恰恰是决定战场胜负走向的根本性变量。
所谓战略优势，从来不是口号堆砌的结果，而是建立在一套可验证、可维持、可再生的物质基础之上的综合体现。当这些基础条件开始松动，任何一方都必须以敬畏之心，重新检视自身所有未经证实的核心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