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的一个傍晚，华灯初上，开国大典后的北京城依旧沉浸在礼炮余音中。人群散去，天安门广场奏起小提琴独奏《梁祝》节选，琴声如泣如诉，那位身着长衫、神情恬淡的演奏者，便是刚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的马思聪。台下的周恩来凝神聆听，台上那抹瘦削的背影，后来竟成了他终身难释的遗憾之一。
马思聪1907年诞生在珠江口的海风里，自幼随父亲学琴，12岁只身赴法，拜入师门。欧陆课堂磨砺出一手高超技艺，也让他目睹西方音乐教育的体系化。1931年归国后，他游走上海、北平、广州，指挥、创作、授课，俨然是青年乐坛的旗帜。抗战爆发，他随剧团辗转后方，《思乡曲》在烽火中诞生，曲声潺潺，寄托离乱之痛。
新中国成立后，各方人才归心似箭。周恩来看到马思聪名列归国专家名册，颇为欣慰，亲在政务院任命书上签字，并私下嘱托：“建国要有钢铁，也要有琴声。”这种礼遇让马思聪倍感温暖，他曾在中南海的接待厅里，为来访的东欧元首连拉三首中国民歌改编曲。那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师生都在议论——“院长可是周总理亲自挑的”。
然而，音乐家与政治热潮向来频率不同。五十年代的几场思潮运动中，马思聪多次被要求写“自白”，他总是草草了结，心里只惦记谱架上的新旋律。朋友戏言：“老马脑子里只有高音谱表，哪舍得挤空间给标语？”这种性格日后埋下隐忧。
1966年5月，风暴骤起。“革命无罪”的口号掀起校园狂澜。5月15日是马思聪五十九岁生日，周恩来原打算悄悄派车把他接到西花厅避风头，电话拨过去却只听家人回话：“人外出了。”短短几小时，机缘擦肩。
大字报满墙，外加批斗会连轴转，马思聪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中央音乐学院的地下室成了他的“牛棚”，白天翻土拔草，夜里写万字检查。某天，一个小将晃着匕首在他面前亮了亮，“你要是不交代，就叫你永远闭嘴。”音符沉入胸腔，他只凝视着地面，沉默到深夜。
六月后，他的老病复发，肝区绞痛难忍。获准回家休养时，形势已难以控制。南下广州，是出于“换个地方活命”的本能。好友倪景山帮他染发、换装、买船票，临行叮嘱：“老马，保重，你再不走，真怕见不到你了。”广州到香港，狭窄的珠江口在阴雨中更添险意。1967年1月15日深夜，“002号”小艇悄悄离岸，船桅在黑浪里起伏，马思聪紧紧揽着小女儿的肩，只说了一句：“别怕，琴会替我们说话。”
抵港几日，他已感到耳边风声愈紧。1月19日，搭机赴美，落脚华盛顿，暂住弟弟马思宏家中。这趟旅程，并非预谋已久，而是连夜作出的孤注一掷。彼时的马思聪已近花甲，带着妻子与两个孩子，面前只有陌生街头与一把小提琴。美国方面提出政治庇护补助，他谢绝。“饭票我自己挣得起。”说罢，他抱琴赴纽约校园，一堂大师课换来一家人的第一顿牛排。
然而身后风暴并未停歇。1967年5月，北京成立“马思聪专案组”，八个月调查后给出定性：叛国投敌。康生、谢富治翻阅档案，批示同意。纸上的“反革命”三个字落笔冰凉，昔日院长一夜之间成了靶子，连带几十名师生被牵连。
同年四月，纽约记者招待会上，马思聪面对闪光灯，语气克制：“我离开中国，因不堪忍受那场运动的屈辱。若说怨，怨我命薄。祖国若需音乐，我仍将献上掌上的余热。”满场记者面面相觑，这番话登上第二天多家报纸，舆论风向开始微妙转变。
在美国的二十年，他巡演、授课、写作，足迹遍布耶鲁、茱莉亚、檀香山、吉隆坡，始终不肯拿美国政府的救济金，靠琴弓维持一家温饱。有人问他何以如此固执，他答：“音乐人要靠音符吃饭，这是尊严。”舞剧《晚霞》即在此间写就，曲调中仍能听见南粤水乡的鸭母绿波光。
1982年，李凌递交申诉材料，内情被层层呈报。中央高层检视资料，发现当年定案程序粗疏，加之政治氛围已变，对此案再议成为共识。1985年1月25日，文化部公文送达：马思聪冤案彻底平反。同年3月，中央音乐学院礼堂悬挂大红标语，老生新秀共同鼓掌。曾因株连被停职的教师也回到讲台，该校坊间私语才渐渐消失。
平反消息传至纽约，电话打到新泽西。彼端沉默良久，才传来一句粤语：“辛苦晒。”音质嘶哑，却掩不住暗涌的欣慰。同年夏天，吴祖强托人送来新编的小提琴协奏曲总谱，请恩师把把关。马思聪翻看后写下几页点评，笔迹尚健，一如既往的严谨。
回国演出的计划多次被排上日程，又因健康、护照、航班等原因搁浅。1987年5月20日凌晨，纽约长老会医院灯火通明，心脏搭桥手术宣告失败。马思聪停住呼吸，享年七十五岁，身边只留下半张手写的改谱草稿。
2007年12月，家属带着他的骨灰飞抵广州。那天冬阳正暖，白云山麓松风低吟。简短仪式后，骨灰盒缓缓入土，琴盒也随之放下。现场一位老乐友悄声感慨：“从此，思乡曲不用再隔海奏了。”
就在骨灰安放的同一时刻，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礼堂里，一把当年周恩来赠送的意大利琴正由青年学生试奏。琴音澄澈，回廊里微微泛响，据说那是马思聪当年亲手挑选的音色。逝者已逝，琴声犹在，世人或可体味周总理所言之“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