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几年，中国很可能将迎来持续的死亡高峰。
这不是危言耸听，是国家统计局实打实的数据说了算。
2024年末，全国总人口14.08亿，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负增长了。更扎眼的是，60岁及以上的老人首次突破3.1亿，算下来，每5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是老年人。
现在每年都有超过千万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这个数字未来几十年还会往上走。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做过预测，到2061年，一年去世的人可能接近1900万。不少人看到这些数就慌了：咱社会是不是出问题了？怎么死的人突然这么多？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摆在眼前，到2024年底，中国总人口是14.08亿，比上一年少了140万，而且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下降。
不是简单的“少生了一点，多死了一点”，而是连续第三年人口自然负增长，而且死亡人数第一次这么扎眼地压过了出生。
14亿人口这艘大船，已经不是往哪儿拐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驶进了一个“死亡高峰期”的长隧道。
很多人下意识会把死亡人数增加，归到那几年那场公共卫生事件头上，觉得“是疫情拖累了老年人健康”。
这种说法听着顺耳，但太短视。
复旦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大等搞人口数据的团队，早就把逻辑说清楚了。
这不是一两年的突发灾难，而是半个多世纪前那场出生高峰，如今按约定时间来“报到”的结果。
这笔账，从1960年代初就已经写死在时间线里。
1963年，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夸张的一次婴儿潮，全年出生接近3000万。
那几年，街头巷尾全是孩子的哭声、笑声。
很多人至今还记得自己上学时，一个班七八十个人、一年级排不下，要分成甲乙丙三个班。
那些孩子的出生数字，当年被当成国家“蒸蒸日上”的象征。
但人口学看的不是一年的热闹，而是一整套“时间配对”：某一年出生的人多，相隔六七十年后，自然就会在死亡人数上出现一个同样高的“回声峰”。
这就是所谓的“人口回声定律”，当一大批人集中在某个年份出生，他们的死亡也会在几十年后集中出现。
更微妙的是，如果一个社会相对稳定、医疗科技进步快，这个“死亡峰”不仅不会被拉平，反而会被“抬高”。
原因很简单，战乱、饥荒多的年代，人是陆陆续续、分散着走的。
而和平年代，人均寿命提高，原本会早早离去的一部分人被“延长”了生命，最后和那批本来就该活得比较久的人，扎堆走到七八十岁的门口。
新中国成立初，人均预期寿命大概35岁，现在差不多79岁。
也就是说，过去相当一部分人，本来可能活不到“老年”的年纪，现在被医疗、营养条件推着，一路挺进到老年甚至高龄。
结果就是，1940年代末的那一批、1950年代的那一批，以及1960年代初的那一批出生潮，正在老年终点线上集体“会师”。
这不是突然变多的人死了，而是“本来就该先后离开的那几代人，被推迟到差不多一个时间段集中谢幕”。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复旦等团队的预测，我们现在见到的1093万死亡，还只是“台阶的第一层”。
2040年前后，1960年代那波超大出生潮整体步入80岁以后，死亡人数会再上一截台阶。
往后再推二十年，到2061年前后，年死亡人数可能冲到1900万左右。
1900万是什么概念？
差不多相当于一年“消失”掉一个当下的深圳，或者两个半武汉城区的人。
更关键的是，这不是某一年偶发的极端值，而是会持续好几年，像一个高高隆起的平台。
所以，把问题单纯归结为“少子化”是不准的。
少生孩子的后果当然严峻，但现在摆在眼前的，更直接的是“集中老、集中走”这拨人，对整个社会系统、家庭结构、资源配置的正面冲撞。
我们面对的不是“孩子太少该怎么办”这一道单选题，而是“怎么在未来二三十年里，有尊严、有秩序地送走每年上千万甚至接近两千万离开的人”的综合考题。
当“每年一千多万、未来可能接近两千万”的数字，落到现实生活里，就是一堆肉眼可见的挤压。
最先承压的，是医疗系统和照护系统。
去一趟大城市三甲医院就知道，现在的门诊、急诊、住院，已经是“老年社会”的预演。
很多医院统计，老年门诊病人占比超过四成，有的科室直接冲到六成以上。
走廊里排队输液的，一大片是头发花白、拖着助行器的老人。
问题不只是“老人生病多”，而是我们根本没准备好这么多“又老又需要长期照护”的人。
全国现在大概有50万左右的专职护理员、护工，而需要长期照护的失能、半失能老人，保守估计也有600万以上，还不算那些家里没人照顾、但撑着不上报的。
这意味着，平均一个护理员要照顾十几个老人。现实里很多家庭的感受是：请不到人。
愿意干照护工作的年轻人少，工资不低，但累得要命；老龄化越快，这个缺口就越大。
医疗床位也是同样的逻辑。
一方面是大医院病床天天满员，“陪床一张硬板凳300块一天”的灰色收费到处都有。
另一方面是基层养老机构设施老旧、医护不齐，很多家庭不放心把老人送进去。
现在一年死亡一千多万，系统已经这么吃力；如果真到了死亡峰值年份，医疗、养老、殡葬各个环节会有多挤，可以想见。
再往后推一步，是“死得起”的问题。
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一线城市，墓地价格已经不是“房价水平能比”的了，有些公墓一平米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一个普通骨灰格、一个小穴位总价几十万很常见。
更现实的是，除了贵，还有稀缺。
很多城市周边适合建墓地的地块，大多被“邻避情绪”卡死。
你要在某个郊区新建殡仪馆、公墓，小区业主立刻联名反对，“影响风水”“影响房价”“影响心情”，谁都同意应该有配套，但谁都不想离自己太近。
殡仪设施本身也在吃紧。
大城市不少殡仪馆，每到春节、清明、高温季，焚烧炉要连轴转，火化号排队排到几天以后。
死亡人数再往上抬，火化设备、太平间、遗体接运、冷藏，这些最基本的环节都会变成“系统瓶颈”。
如果不提前布局增建、改造，未来很可能出现“人都走了，却要排队等火化”的极端场面，这对家属、对社会情绪，都是巨大的冲击。
这些问题，过去只是个别家庭的烦恼，现在是在“每年上千万死亡”这个量级下，被放大成制度压力。
即便这样，整件事也不只是阴沉的一面。
人口老龄化、死亡高峰，对个人和家庭是压力，但对社会、对产业，也是一个重塑机会。
很多行业已经闻着味儿冲上去了。
前几年大家还在炒学区房，现在不少投资人开始扎进“银发经济”。
养老地产、适老装修、康复器械、远程医疗、智能监护、陪诊服务、遗嘱见证、公证服务，全都在快速升温。
就拿最朴素的居家生活来说，一家专做室内装修的老板就说，他们最近两年接到的“适老化改造”订单，排期基本都要三四个月以后。
从卫生间防滑地砖、淋浴间折叠椅，到卧室、走廊加扶手、坡道，再到一键报警器、床边红外监测、智能夜灯，这些过去被视为“小众需求”的东西，现在成了标配。
对不少家庭来说，与其等老人摔一跤躺进医院，不如早早把家里当成“迷你养老院”来规划。
服务业也在快速跟进。
各地已经出现“老年陪诊员”“居家照护师”“康复教练”等新职业，有的是医院外包，有的是企业自建团队。
上门量血压测血糖、帮忙挂号取药、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做简单康复训练，收费不算低，但市场非常愿意买单。
长期护理险（长期照护保险）在很多城市开始试点，让卧床、失能老人的家庭可以每月拿到一笔专门用于照护的资金，缓解子女经济和精力上的两头忙。
跟“死亡高峰”直接相关的产业，也在悄悄变化。
传统墓地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批，海葬、树葬、花坛葬、骨灰撒散等生态方式，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扎根。
说到底，2061年前后那个“1900万死亡”的年度峰值，不是末日，而是时间对我们过去几十年“多生、少养、重经济增长”的一次集中清算。
这一代中年人赶上了尾声，下一代又要承接前一代的“尾巴”，谁都躲不过。
但能不能让这一波密集的告别，少一点慌乱、多一点体面和温度，完全取决于我们现在做的准备。
当死亡变成高频事件，活着的人也需要学会一件事：不是只盯着“怎么开始”，而是学会“怎么结束”。
怎么照顾父母走完路、怎么安排自己的晚年和身后、怎么和亲人好好告别。
终点一定会到来，我们能决定的，只是走向终点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