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华盛顿的访问，似乎并未完全实现外界预期的核心目标：游说唐纳德·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足以导致双边谈判破裂的极硬立场。相反，据内部消息透露，特朗普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倾向于维持与德黑兰之间的对话通道。
令内塔尼亚胡深感不安的是，虽然在遏制伊朗核计划方面，他可以指望特朗普展现强硬，但这位难以捉摸的盟友在限制伊朗弹道导弹技术及切断其对地区代理人支持的立场上，显得愈发模糊。
特朗普此前曾坚称，任何新协议都必须涵盖导弹问题。然而近期，他的口风开始松动。2月10日，面对媒体追问“一份仅涉及核问题的协议是否可以接受”时，特朗普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是的，可以接受，但前提必须明确：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这一表态，结合数日前美伊官员对阿曼间接会谈释放的积极信号，无疑在以色列政界引发了震动。德黑兰与特拉维夫都深知，支撑伊朗威慑体系的核心支柱并非尚在研发中的核武，甚至不是地区代理人，而是其实打实的导弹能力。
目前来看，特朗普似乎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判断：达成一项局限于核领域的协议，比为了彻底解决所有地缘争端而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更符合美国利益。对于那些坚决反对军事行动的人士——包括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美国中东盟友——担忧情绪并未因谈判的延续而消减。
核心症结在于，伊朗是否会提交一份令特朗普满意且能被标榜为“成功”的核方案仍是未知数。而特朗普除了重复其一贯的“极限施压”手段外，似乎也缺乏更灵活的斡旋空间。仅此一项不确定性，就随时可能导致谈判崩盘。
内塔尼亚胡作为资深的政治博弈者，曾在2025年巧妙操纵特朗普，促成美以联手对伊朗核设施实施军事打击。目前，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力量集结，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考虑武力选项的临界点。
特朗普对伊政策的模糊性，折射出其外交策略的深度缺失。与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谈判核协议时依赖的体制化、专业化机制不同，特朗普当前的对伊接触呈现出明显的“私人外交”特征。
负责与伊朗进行间接沟通的，是此前毫无外交实战经验的史蒂夫·威特科夫与贾里德·库什纳。令人困惑的是，这两位官员同时还背负着调停俄乌战争的沉重使命，这种外交精力的分散本身就潜藏风险。
在战略层面，特朗普似乎尚未定夺：究竟是寻求一份精简的核协议，还是推行某种全方位覆盖的“大交易”。他既没有明确解除制裁的具体激励方案，也难以在道德层面解释为何要向一个近期因残酷镇压抗议活动而饱受争议的政权递出橄榄枝。
这种随意性给了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空间。一边是极力主战的内塔尼亚胡，另一边则是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正是后者近期集体发力，向特朗普施压要求继续谈判。
这些海湾国家警告称，美国的空袭虽可能动摇伊朗政权，但更可能导致国家崩溃与暴力外溢。伊拉克、利比亚与叙利亚的前车之鉴表明，权力真空带来的大规模流离失所与地区动荡，远比有序的民主过渡更具可能性。即便打击未能更迭政权，一个被激怒且实力受损的伊朗，依然有能力对全球能源命脉与海湾基础设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特朗普这种“临时外交”手段与2015年的多边框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奥巴马时期，核协议拥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技术背书、欧盟的监督协调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法律确认。
当时的协议有着清晰的退出反馈机制与违约惩罚逻辑，其背后更深层的战略意图是减少美国在中东的卷入，实现“重返亚洲”。
反观特朗普，自退出核协议以来，他除了追求一个能署上自己名字、且优于前任的“更好方案”外，并无连贯的替代路径。他对多边合作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且缺乏支撑长期协议所需的制度化架构。
即便双方最终迫于压力签署了协议，一份缺乏实质约束、制度保障及遵守争议处理机制的“单薄协议”，在充满敌意与不信任的中东地缘环境下，恐怕也很难逃脱再次崩塌的命运。
克里斯蒂安·埃默里，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学院国际政治学副教授。他在伊朗外交史及冷战国际关系领域拥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其研究长期聚焦于大国博弈下的中东格局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