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多名议员要求美国总检察长帕姆·邦迪当着爱泼斯坦案幸存者的面转过身去，向他们道歉，邦迪不同意。她说不愿意配合戏剧化的表演，也不用一个动作来贬低自己。现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幸存者就在她的身后，有人拿着纸巾，有人抠着纸杯边，她只需要迈半步就能和他们对视，但是她没有。
邦迪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她的前夫梅里克·加兰德身上，之后拒绝转身。杰米·拉斯金指责她同罪犯沆瀣一气、对受害者置之不理，警告如果不马上改变策略，司法部主导的“掩盖”将会成为她政治生涯中无法抹去的污点。贾里德·莫斯科维茨则转而面向受害者，请他们分享与司法部交流时遇到的情况：主动提交证词和证据，却长时间没有实质性的回复，邮件石沉大海，电话被搁置甚至被拒绝。
邦迪的拒绝不只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立场。她一直为受害者发声，但是把责任推给了过去；她向“恶魔”道歉，但是没有直接面对现场的人。转过来有没有意义？有人认为态度虚、政策实；也有人认为人受伤了，程序不一定能治愈所有的伤痕。在一秒钟的转身中，人们会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这并不是法条，但是关系到人心。幸存者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不起”，还有沟通、被听见、被尊重。他们已经提交了证词和证据，但是迟迟不能进门；举手被记入档案，成了无声的控诉和求助。
邦迪突出“职业检察官”。职业就是把法律、证据放在前面，也应该有温度，特别是在那些在制度里奋斗多年却在外边被挡着的幸存者面前。她可以不转身，但是应该拿出具体的改进方案，用行动来回应批评：制定档案公开的时间表，不再拖延；统一涂黑的标准，优先保护幸存者的隐私；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切实承接证词和证据；每次删改都要留痕、有解释、有问责。这些其实也不难，只要把心思放在受害者身上就可以了。
权力的自我防卫本能很强，遮住自己是本能。但是司法的主要对象是被害人、事实以及公众。保护顺序一变，制度就变成了只为自己服务的东西，这也是此次风波最让人担心的地方。道歉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转身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幸存者最想要的就是受到尊重的程序、受到重视的证词、受到妥善保护的隐私。加上去之后比任何好听的话都要管用。
邦迪表示不希望参与到“戏剧化表演”当中去。这是防御，也有可能是姿态。她可以指过去，也应该交出现今的整改清单。迁延及失误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团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故事并没有终结。姿态很重要，但是行动更重要；但是在关键时刻，哪怕只是直面和承认的一瞬间，也能够跨越一条冷冰冰的沟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