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北平正是金风送爽的时节，开国大典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就在中南海的一处庭院里，上演了一出颇为有趣的“君臣对戏”。
那会儿，朱光已经定下来要去广州当副市长，正陪着朱德总司令在院子里遛弯儿。
两人聊得热火朝天，冷不丁迎面撞上了毛主席。
见到主席，朱光心里那个美，大大咧咧地就迎上去问好。
谁知毛主席脚下一顿，眼神在他身上扫了好几圈，摆出一副完全陌生的架势，反问了一句：“你是谁呀？”
朱光一听就乐了，下巴一扬，底气十足地回道：“本人，朱光！”
毛主席这才收起严肃的表情，笑骂道：“好小子，原来是你个朱光，眼里还有我吗？”
朱光接话接得那是相当顺溜：“瞧您说的，现如今中外谁不知道您的大名，哪能不认识！”
几句话下来，场面立马热乎了。
毛主席童心大起，故意板起脸“找茬”：“既然认得我，怎么光围着朱老总转？
也不过来瞧瞧我？”
这话要是搁在别人耳朵里，怕是得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检讨自己是不是不懂规矩。
可朱光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主儿，他抛出了一个让在场人都惊掉下巴的理由：
“那是因为我跟总司令是一个老祖宗，都姓朱，我们这是搞宗派、立山头呢！”
这就叫语不惊人死不休。
在当时那个节骨眼上，“宗派”、“山头”可是碰不得的敏感词。
可偏偏毛主席听了，不但没动气，反倒跟朱老总一块儿乐得前仰后合。
笑罢，毛主席还不忘补上一刀：“你就不怕我把你给甩脑后去？”
朱光把胸脯一拍，笃定地说：“您肯定忘不了我！”
这就让人纳闷了，朱光哪来的底气敢跟毛主席这么逗闷子？
他又凭啥认定主席心里肯定有他一号？
把这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看，里头其实藏着两段过往：一段是“阎王爷手里抢命”，一段是“高山流水遇知音”。
先唠唠这捡回一条命的事儿。
朱光能全须全尾地活到1949年，那简直就是奇迹。
可以说，他的脑袋，是靠自己那一双手给“赎”回来的。
把日历翻回到1932年，那会儿朱光还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的秘书长。
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打输了，部队撤下来开小河口会议。
会上那是乌云压顶，大伙儿心里都憋屈。
面对张国焘那套瞎指挥，多数人敢怒不敢言，选了闭嘴。
可朱光是个直肠子，当场就站出来唱反调，还提了一堆怎么改进的建议。
这一下子算是捅了马蜂窝。
张国焘那是什么脾气？
那是听不得半个“不”字的主儿。
朱光这一开炮，立马就被张国焘记恨上了。
会还没散，朱光头上的乌纱帽就摘了，直接关进了号子。
等到红四方面军被迫长征的时候，朱光的身份已经从秘书长变成了阶下囚。
大冷的天，寒风像刀子一样刮，他戴着冷冰冰的手铐，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队伍挪。
那时候，不少人都觉得朱光这回是彻底交代了。
毕竟张国焘搞清洗那是出了名的狠，多少比朱光官大、功劳高的人，说没就没了。
可怪事儿来了，张国焘愣是一直留着他的命。
咋回事？
难道是张国焘忽然发善心了？
那绝对不可能。
这事儿得往张国焘那个“实用主义”的小算盘上想。
巧了，朱光就是这种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宝贝”。
这朱光来头不小，是南宋大儒朱熹的后代，打小书读得多，早年还拜过语言学大师王力为师。
最要命的是，他会画画，能给部队画出精准的行军图。
在张国焘眼里，杀个朱光跟捏死只蚂蚁一样简单，可要是宰了他，上哪儿再去找这么个能搞宣传、又能画地图的全能人才？
于是，张国焘做了一个冷血但又精明的决定：命给你留着，党籍开除，手铐戴上，你就当个“高级苦力”跟着干活吧。
所以长征路上就有了这么一景：一队队红军路过，瞅见那个背着大包袱、戴着镣铐的人，都忍不住惊呼：“快看！
那不是朱光秘书长吗？
原来还没死啊？”
这一熬，就是整整三个年头。
朱光肚子里的才华，硬是成了他的保命符。
一直撑到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朱光这才算熬出了头，摘了手铐，恢复了党籍。
如果说这段“生死劫”让朱光活了下来，那后面这段“知音缘”，就是他敢跟毛主席插科打诨的资本。
1938年在延安，毛主席去看话剧《血祭上海》。
台上那个演得撕心裂肺、让人跟着掉眼泪的演员，不是别人，正是朱光。
毛主席看戏看进去了，对朱光的演技那是赞不绝口。
后来有人提议办个鲁迅艺术学院，毛主席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人选就是朱光，点名让他去当秘书长。
毛主席爱才，尤其稀罕这种懂诗书、有灵气的才子。
这俩人关系铁到啥程度？
有个“抢书”的段子特别有名。
有一回，青年作家殳宭给毛主席送了几本莎士比亚的原著和一些字帖残片。
这东西在延安那可是稀罕宝贝。
毛主席还没来得及细品呢，正赶上朱光来串门。
朱光那是个书痴啊，一瞅见莎士比亚，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二话没说，上手就要往怀里揣。
这要是换个人，早就被批没大没小了。
可毛主席也是个爱书如命的主儿，瞅见朱光跟自己抢，反倒觉得有意思。
两人跟小孩似的争了一通，最后毛主席还是大方，把书让给了朱光。
所以1949年那次碰面，朱光去主席书房时，毛主席才会笑着调侃：“好你个朱光，这回又想来抢书是不是？”
一个“又”字，把两人这十几年的交情，全给抖落出来了。
不过那次见面，朱光没再“抢书”，而是讨了一幅墨宝。
因为他马上要扛起一副重担——南下广州。
临走的时候，毛主席特意写了一首诗送他，还嘱咐了一句后来被朱光当成座右铭的话：
“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
这哪是简单的赠言，分明是沉甸甸的政治托付。
广州那是啥地方？
祖国的南大门，情况错综复杂，旧社会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干净。
点将朱光，毛主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广州当家的这11年，朱光把当年的才情和那股子韧劲，全用在了治理城市上。
他没把自己当官老爷，而是把自己当成老百姓的“勤务兵”。
他两袖清风，公家的账算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都不乱花。
他就像当年画行军图一样，用脚板丈量着这座城市。
大到建工厂、修学校医院，小到清理臭水沟、整治街道卫生，他都要亲自盯着干。
1965年，又去了安徽当副省长。
1969年，朱光走完了他这跌宕起伏的一生，终年63岁。
少年时候，他是朱熹的后人，满身书卷气；青年时候，他是敢讲真话的硬骨头，是戴着镣铐走完长征的“囚犯”；中年时候，他是毛主席的诗友，是一方水土的守护者。
那个在1949年中南海院子里，敢跟毛主席开玩笑说“搞宗派山头”的朱光，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
所谓的“山头”，在共同的信仰和过命的交情面前，那就是过眼云烟。
真正让他被毛主席惦记，被历史铭记的，永远是那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和那份在绝境里也没丢掉的风骨与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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