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划体系中，县级市作为连接城乡、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节点，其功能和角色正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演进而不断深化。过去，人们常以GDP规模作为衡量一个县级市是否“强大”的核心指标；然而，随着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国家安全、对外开放等多重目标的推进，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已从单一经济导向转向多维价值评估。真正的“强县”不仅在于经济体量，更在于其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不可替代性——无论是作为开放门户、边疆支点、文化高地，还是区域增长极。
基于此，本文综合经济实力、人口规模、战略区位、国际影响力、治理瓶颈及区域协调需求等多重维度，选取15个具有代表性的县级市进行系统分析，探讨其是否具备升格为地级市的现实基础与战略必要性。这15个城市既包括义乌、昆山等“经济能级溢出型”代表，也涵盖满洲里、瑞丽、伊宁等“战略功能强化型”城市，以及仙桃、巩义、寿光等“区域协调补位型”典型，力求呈现一幅更为全面、立体的中国强县图谱。
一、义乌市（浙江）：全球贸易枢纽亟需制度匹配
义乌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2025年进出口总额逼近8000亿元，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2000亿元，商品出口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常住人口超200万，外商常驻超1.5万人。其实际国际影响力远超一般地级市。然而，作为金华代管的县级市，义乌在口岸管理、国际商事司法、跨境数据流动、永居签证审批等方面权限严重不足，导致“小马拉大车”。2026年春晚分会场落地义乌，彰显国家对其“中国开放金名片”地位的认可。若升格为地级市，可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试点人民币跨境结算便利化，与杭州、宁波共建“长三角开放金三角”，真正承担起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使命。
二、昆山市（江苏）：融入上海却受制于层级
昆山2025年GDP超5000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百强县首位，常住人口超200万，城区人口逾140万，深度嵌入上海都市圈。但其紧邻苏州主城区与上海，空间高度融合，若升格可能引发行政资源重复配置和跨市治理矛盾。尽管如此，昆山在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土地指标分配、产业政策对接等方面仍需经苏州代管，难以独立参与长三角一体化顶层协调。其升格虽面临区位融合性挑战，但若赋予其副省级经济管理权限或设立“沪苏昆协同发展特区”，或可破解当前体制束缚。
三、江阴市（江苏）：制造业高地呼唤更大自主权
江阴2025年GDP约4800亿元，被誉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县”，拥有上市公司60余家，民营经济极为活跃。常住人口178万，城区人口超百万。作为无锡代管市，其在港口资源整合、沿江生态保护、高等教育引进等方面缺乏主导权。若升格为地级市，可联动靖江、张家港部分区域，打造“江阴都市圈”，强化其在长江经济带中的独立支点功能，缓解苏锡常都市圈内部结构失衡问题。
四、晋江市（福建）：侨乡品牌经济需对台平台
晋江2025年GDP超3300亿元，常住人口206万，是安踏、恒安等民族品牌的摇篮，侨资侨力资源丰富。作为泉州代管市，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背景下，其对台经贸、文化交流受限于县级权限。升格后可整合石狮、南安部分区域，构建闽南金三角南部核心，提升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中的战略地位，更好服务国家统一大局。
五、慈溪市（浙江）：制造强县困于中心城市虹吸
慈溪2025年GDP约2600亿元，家电、轴承产业全国领先，常住人口185万。但作为宁波代管市，在通苏嘉甬高铁设站、海洋经济开发、高教资源布局等方面议价能力弱。升格为地级市可联动余姚、绍兴上虞，打造杭绍甬协同发展的西翼中心，优化浙东城市群多中心结构，避免宁波单极过度集聚。
六、满洲里市（内蒙古）：国门城市承载北向开放
满洲里GDP虽仅约180亿元，却是中国最大陆路口岸，承担中俄贸易60%以上陆路运输量，年过货量超3000万吨。其在“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地位无可替代。然而，县级建制使其在智慧口岸建设、跨境物流规则制定、边民互市政策创新等方面需层层上报。若升格为地级市或设立国家级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可直接对接国家部委，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战略支点。
七、瑞丽市（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前沿门户
瑞丽GDP约200亿元，却是中缅最大陆路口岸，姐告边境贸易区实行“境内关外”特殊政策。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国—东盟合作中作用关键。但其在跨境电信诈骗治理、传染病联防、替代种植项目推进等复杂议题上协调能力薄弱。升格后可统筹陇川、芒市部分区域，构建“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统一管理平台，提升我国在澜湄次区域的话语权。
八、伊宁市（新疆）：稳疆兴疆的西部重镇
伊宁GDP约500亿元，是伊犁河谷中心城市，多民族聚居，历史文化深厚，连接中亚五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支点，其在反恐维稳、民族团结、生态安全（伊犁河水源涵养）等方面承担国家使命。现行“伊犁州直管”体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若升格为地级市，可整合霍城、察布查尔，打造天山北坡西段城市群核心，强化边疆治理能力。
九、仙桃市（湖北）：省直管县改革的潜力样本
仙桃2025年GDP约1100亿元，是全球非织造布之都，疫情期间口罩原料供应占全国半壁江山。作为湖北省直管县级市，其在产业转型、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方面表现突出。若与潜江、天门联合升格为“江汉地级市”，可打破行政壁垒，共建综合保税区与区域性交通枢纽，打造湖北“第四极”，服务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
十、巩义市（河南）：工业与文明的双重高地
巩义GDP约1050亿元，是全国最大预焙阳极生产基地，同时拥有北宋皇陵、杜甫故里等文化遗产。作为郑州都市圈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先进材料、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方面潜力巨大。升格后可强化其在中原城市群中的次中心功能，缓解郑州“一城独大”压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十一、寿光市（山东）：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标杆
寿光GDP超千亿元，“寿光蔬菜”品牌享誉全国，是全国设施农业技术输出中心。作为潍坊代管市，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受制于上级程序。若升格为地级市，可整合青州、昌乐部分农业区域，打造“中国现代农业硅谷”，为全国乡村振兴提供制度创新样本。
十二、龙口市（山东）：环渤海的能源与港口重镇
龙口2025年GDP超1100亿元，是山东重要港口城市，铝业、能源、化工产业突出，常住人口近百万。作为烟台代管市，在港口资源整合、黄渤海生态保护、海洋经济政策试点等方面缺乏主导权。升格后可统筹莱州、招远，打造胶东半岛西北部增长极，强化山东对接京津冀的桥头堡功能。
十三、常熟市（江苏）：产城融合的文化名城
常熟GDP约2800亿元，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先进制造业基地，拥有雄厚的汽车零部件、新材料产业基础。但作为苏州代管市，在古城保护与现代开发平衡、跨江联动（对接南通）等方面受制于市级统筹。升格可强化其在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中的独立角色，推动“常熟—张家港—太仓”协同发展。
十四、诸暨市（浙江）：浙中崛起的潜在引擎
诸暨GDP约1700亿元，袜业、珍珠、环保装备闻名，常住人口超百万，地处杭州、绍兴、金华三市交界。长期处于“边缘地带”，难以获得中心城市辐射。若升格并联动浦江、东阳，可与义乌共同打造浙中城市群新引擎，破解浙江中部“塌陷”问题，促进全省均衡发展。
十五、瑞安市（浙江）：温州模式的制度创新高地
瑞安GDP近1200亿元，是温州模式发源地之一，民营经济活跃。但作为温州代管市，在“大都市区”战略中常被边缘化。升格后可联动平阳、苍南，打造温州南部中心城市，缓解温州单中心压力，激发浙南内生动力。
综上所述，这15个县级市虽发展路径各异，但共同面临“权责不匹配”的治理困境。它们或因经济能级溢出，或因战略位置关键，或因区域协调需要，均已超越传统县域范畴，实质承担着区域性乃至国家级功能。在“稳中求进”的行政区划调整总基调下，应建立更加科学、多元的评估体系，对具备国家战略适配度、功能不可替代性和治理效能瓶颈的城市，通过升格、扩权或设特区等方式，赋予与其实际角色相匹配的制度权限。这不仅是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务实之举，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局的关键一步。未来的中国城市格局，不应仅由GDP决定，而应由其在国家命运共同体中的真实贡献与不可替代性来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