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过年，初二吧，我二叔来了。他穿着一件洗得领口有点松的棕褐色夹克，手里拎着个透明的薄塑料袋，能清楚看见里面两瓶白酒，商标我不认识，还有一条红双喜。袋子拎手处拧成了细细一股，在他手指上勒出浅浅的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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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在厨房炸圆子，声音混着油烟机响，喊着我的小名让我去开门。我把二叔让进来，接过那个袋子，轻飘飘的。东西放在玄关地板上，靠着墙，有点歪。我给他泡茶，用的是柜子里招待客人用的陶瓷杯子。他双手接过去，焐在手心里，眼睛望着电视，其实也没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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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聊天，话头总是断。他说今年雨水多，家里两亩秧苗长得一般。他说我堂妹在县里读高中，成绩还行。他说我看起来比上次胖了点，城里饭养人。我嗯嗯地应着，低头划手机，家族群里抢了几个红包，一分两分的。厨房里，我妈把油锅烧得哗哗响，像是要把那点安静填满。
临走，二叔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两个很小的红包，薄薄的，递给我和我妹，说拿着买糖吃。推让了一下，还是接了。送他下楼，老楼梯的声控灯坏了，他摸着黑，一步一步下得很慢。我说二叔慢走。他在转角那儿哎了一声，脚步声渐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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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屋里，妈在收拾茶几上二叔用过的杯子。我说，二叔怎么还拿这种酒，超市里都没见过了。妈没停手，用抹布慢慢擦着茶几面，说，你二叔在镇上水泥厂看仓库，一个月不到三千。那酒，怕是厂里年底发的，他没舍得喝。那条烟，他平时自己抽的是更便宜的。
我没说话。红包我拆开了，一张崭新的二十块钱，折得方方正正。
晚上躺在床上，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过年，在二叔家。他用大灶烧饭，我蹲在灶膛前添柴火，他往我手里塞过一个烤得焦黑滚烫的红薯，说小心烫小心烫。红薯很甜，黏在手指上。那时他头发还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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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在城里，一年回来这么几天。我关于体面的概念，是包装精美的礼盒，是价签上的数字。二叔的体面，是那两瓶可能是他得到的最好的酒，是他特意去换的新钱，是他进门时努力挺直的背。我嫌弃那份礼物的寒酸时，没看见那份礼物已经是他能捧出的最厚实的东西。
而我妈收拾茶几时，是在收拾我留下的那点看不见的狼藉。后来我知道，正月里她去了二叔家一趟，送了一箱我带回去的坚果，还有两条更好的烟。她说顺路，说家里没人抽，放着也是浪费。她说这话时，二叔一直点头，脸上挂着笑。
我们拍拍屁股回了城，回到那个用门禁和电梯分隔开的世界。老家的是非、人情、一张脸上的光与暗，都留给了父母。他们在那个走几步就能遇到熟人的地方，要为我们那些不经意间的轻慢，一遍遍地赔上笑脸，补上礼数，把裂了缝的关系，用最妥帖的方式黏合起来。我们觉得那礼物搁在地板上碍眼，他们看到的，是送礼的人回去后，可能整晚都没睡好的样子。
有些东西，城里不讲究了，老家还讲究。有些重量，我们掂量不出，父母心里清清楚楚。我们不在那个江湖里，但他们还在。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都像是往他们常年经营的水塘里扔石子。我们扔得随意，他们得等着涟漪一圈圈荡开，再想办法让水面平静下来。
所以后来，再有亲戚提着那样的塑料袋上门，我都会赶在妈前面去接过来，说路上辛苦了，快进来坐。我会把茶泡上，把瓜子花生推过去，问问地里的收成，问问孩子的成绩。我知道我接住的不是塑料袋，是某个人一路揣过来的，怕被冷风吹凉了的心意。
我好好接住了，我爸妈在那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走路就能更稳当一些。他们的脸面，有一半是长在我们这些子女身上的。我们笑了，他们的脸就是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