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毛主席跟原抗联二路军的一把手周保中将军哪怕是闲聊,也抛出过个挺扎心的话题。

主席问,要是当年抗联没往苏联那边撤,结局得啥样?

这问题不好答,那是假设。

可周保中连个磕巴都没打,语气里透着股子死里逃生的沉重感,回了句大实话:

“估摸着,连个根儿都留不下。”

这话乍一听,是不是觉得有点灭自家威风?

你看关内其他的敌后武装,日子过得再苦,好歹都熬到了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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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就东北这块地界,到了1940年,非得往老毛子那边跑?

难道是胆儿小?

那不能够。

你瞅瞅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响当当的名号,就知道这帮人的骨头茬子有多硬。

根子上的原因,其实就是一笔要命的“生存账”。

这笔账,周保中当年在算,日本人那边也在算。

算到最后就一个结论:留在东北,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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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把这局棋拆开了看,1940年那会儿的东北,到底是咋把人逼进死胡同的。

头一条,对手的个头变了。

大伙儿对东北打鬼子的印象,好多还停留在“九一八”刚开始那阵。

那时候确实有空子钻。

1931年日本人刚进占东北,兵力其实稀松得很,也就两万来人,还有一半是看大门的守备队,根本不是正经野战军。

当时要是手里握着二十万大军的东北军敢干,赢面不小。

可惜上面走了那步臭棋,“不抵抗”,全撤了。

正规军一跑,老百姓自己干。

那会儿冒出来的抗日义勇军是真带劲。

原东北军有个团长叫唐聚五,揣着张学良给的那点散碎银子,回辽宁吼了一嗓子,立马聚起了二十万人马;还有个学生娃赵侗,把他娘卖房卖地的钱拿出来,也拉起了一万多人的“少年铁血军”。

那阵势,漫山遍野全是打鬼子的,人多的时候能有五十万。

可鬼子精着呢。

等到1932年伪满那个摊子支起来,日军就加码到了16万。

等到1938年,抗联日子最难过的时候,关东军已经膨胀到了36万,屁股后面还跟着17万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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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啥比例?

抗联最风光的时候,把家底都掏出来,也就三万来人。

三万对五十三万。

更要命的是那17万伪军。

这帮人和关内的二鬼子不一样,好多是铁了心给日本人当走狗的,地头熟,土话懂,连抗联怎么打仗他们都门儿清。

结果呢?

唐聚五那二十万人,撑了八个月散了;赵侗那一万多人,也就熬到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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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光靠一腔热血往上冲,那就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磕。

人少还不是最绝望的。

要是光人少,往大山沟里一钻,打游击呗,南边红军不就这么干成的吗?

可抗联碰上的第二个死局是——“水”没了。

游击战讲究个鱼水情,队伍是鱼,老百姓是水。

只要老乡给口饭、递个信、藏个伤员,队伍就能活。

日本人太阴损了,为了困死抗联,搞了个断子绝孙的招,叫“归屯并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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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就是把散落在各处的庄稼人强行赶到一块儿,圈进日伪军眼皮子底下的“集团部落”里。

东北老乡给这玩意儿起了个名,叫“人圈”。

这招有多毒?

到了1938年,全东北修了一万两千个这种“人圈”。

进出得搜身,粮食按顿发,多一口都不给。

谁要是敢住圈外头,或者偷偷往山里送点吃的,全家脑袋搬家。

这一手,直接把抗联的输血管给掐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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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在零下三四十度的老林子里,没吃的没穿的,火都不敢生。

吃啥?

吞棉花套子,啃硬树皮。

肉体的折磨还算次要的,最可怕的是这种绝境能把人的心气儿磨没了。

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饿上几天几夜,一点活路看不见,心理防线说崩就崩。

抗联史上最让人揪心的两件事——杨靖宇将军和赵尚志将军,都不是死在冲锋陷阵的路上,而是折在了叛徒手里。

杨靖宇是被手下出卖,赵尚志是被混进来的特务打黑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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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会有叛徒?

除个别天生坏种,大多数真是熬不住了。

觉着赢不了,只想保条命。

这就是摆在周保中面前的摊子:外头几十万精锐鬼子围着,里头没粮没弹药,身边还指不定谁会打黑枪。

换做你是周保中,这棋怎么走?

硬挺?

那结局大概率像杨靖宇那样,打到最后一个人,把自己变成一座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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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壮烈,可队伍没了,火种灭了。

撤?

往哪撤?

往南进关内?

几千公里路,中间隔着几十万日军防区,根本冲不过去。

往北去苏联?

这路也不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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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苏联人态度不清不楚的。

为了自保,苏联1935年把中东铁路都贱卖给伪满洲国了。

这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抗联是孤军奋战,北边那个邻居根本没公开搭把手。

但到了1940年,这成了唯一还能喘口气的缝隙。

这不光是个带兵撤退的事儿,更是个为了保住革命火苗子的政治决断。

过界去苏联,意味着得看人脸色,得接受改编,甚至得受点窝囊气。

可只要人还在,枪杆子还在,就有杀回来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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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步棋走对了。

1940年,抗联主力陆陆续续撤进苏联远东。

这支快被绝境磨光的队伍,在那边得到了休整,换了装备,搞了训练。

后来改编成了教导旅(也就是88旅),虽然身在国外,心时刻都在想着打回老家。

五年后,也就是1945年,苏军对日宣战反攻,这支抗联部队当先遣队,第一时间跟着大军杀回国内。

他们地头熟、人情熟,迅速在东北各个地方接管政权,把群众发动起来,为后来我军在东北迅速壮大打了极厚实的底子。

彭真同志后来有过个总结:我党干革命有三件事最苦,一是长征,二是红军南方游击队,第三就是东北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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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的苦,就在于那种彻底没指望的“孤岛”状态。

所以,周保中对毛主席说的那句“可能一个都不剩”,真不是给撤退找补,而是对那个残酷年代的实诚复盘。

抗联那次撤退,真不是逃跑。

那是在地狱之火快把一切烧光之前,小心翼翼地把最后那点珍贵的火炭儿,给捧了出去。

就为了五年后,能点着那把复仇的漫天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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