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是开国少将里特别出名的一位,战功非常突出,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他都有亮眼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到了60年代,他以少将军衔当上了大军区司令员,也是当时罕见的情况。

另外,影响到他后半辈子的密会到底说了些什么,至今仍是扑朔迷离。原本的大军区司令员因这段谈话陷入波折,好不容易得到结论,就只是以团级干部身份交由地方安置,转变巨大、争议巨大。

种种因素加起来,让丁盛身上带有极强的故事性,知名度比一些上将还要高。

而丁盛之所以陷入风波,跟搭档政委廖汉生有很大的关系。廖汉生多年后回忆起这桩往事,也认为存在着四处疑点。那么,当年的经过究竟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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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廖两位开国将军,是有一段同窗情的。1954年,他们都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做了三年同学,彼此交情不错。

毕业之后,他们分配到不同的单位任职,直到1975年又成为搭档——丁盛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是南京军区政委。

两人的相处很不错,经常一起去处理事务、进京开会。即便多年后丁盛出了事,廖汉生在回忆录里依然称呼他为“丁司令员”。而关于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廖汉生也从自己的角度进行了一定还原。

时间来到1976年7月,廖汉生因皮肤中毒住进南京军区总医院,由于军区医院没有相应的治疗手段,导致他病情反复、全身水肿,一度还陷入过昏迷,自理能力受到影响。如此情况下,就必须要考虑转院了。

最开始廖汉生想去的是北京,他说“叶副主席曾专门打电话:有病可以就地治疗,或到北京来治,别去上海,跟那边的人搞熟了不好。叶副主席的话虽然不是针对我说的,但我懂得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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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宜再长途颠簸,且上海治疗皮肤病的水平更高,所以经军区副司令员李水清相劝后,廖汉生还是进入距离更近的华山医院皮肤科治疗。

在这里,病情总算得以稳定。只是上海及医院的领导跟廖汉生都没有私交,就一直没有予以重视,治疗了快一个月都没彻底好转,这让廖汉生随行的秘书很着急。

说来也是巧,就在专家为廖汉生进行会诊的前一天,丁盛也来到了上海,并且住进了南京军区的产业延安饭店,跟廖汉生正好是楼上楼下。

廖汉生的秘书想到丁司令员跟上海这边关系不错,就找到丁盛的秘书说,希望能帮忙打个招呼,让院方多关注一下,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丁盛这次只是路过,原本打算住一晚就走,不惊动当地领导。但同窗加搭档有需求,他也认为只是小事一桩,就打了个电话给市委。很快,事情是办成了,但风波也随之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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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廖汉生在回忆录中所述:“我在上海已住了1个月,他们从没来过。丁司令员打了电话,他们当天就来了。或许是感觉不妥,在见丁司令员前托人来告诉我:一会来看看廖政委。

他们几个人在房间里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还没有出来。我本就不想见他们,不愿再等下去,于是关灯睡觉了。

结果我刚刚躺下,就听到一行人从房间里出来,推开我的卧室门,连着叫了好几遍:‘廖政委、廖政委’,我没搭理。他们自言自语地说:‘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再来看吧。‘

第二天,徐来看我,请我搬到锦江饭店去,说那里有冷气,条件好一些,对治疗有利。我谢绝了。”

他的这番话透露出很多重要信息,即丁盛跟上海市委的干部确实关系不错,否则也不会“当天就来了”。可“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这么长的时间,到底聊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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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当晚参与密谈的马、徐、王等人被隔离审查,在他们供词中,都出现了对丁盛不利的证据,说丁盛向他们提及“我不放心60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你们要有准备”等等,这让她们心中惶恐,开始组织民兵、发放武器,险些闹出大乱子。

但丁盛却表示此次路过上海,是因为中央给南京军区下达了要在杭州湾一带搞军事演习的命令,自己先到舟山群岛视察情况。考虑到演习所处区域需上海市委配合,这才跟那些干部多聊了一阵,并没有做违反纪律的事。

至于那些供词,丁盛认为非常荒谬,他说:“60军是我向军委打申请、调来加强防务的,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奈何在现实的发展中,上海市委确实是密会那晚过后就开始疯狂准备,又无旁人在场为丁盛作证。加上那几名被审查的人员没有串供的时机,却在供词中都出现了这一段,所以组织最终也对丁盛做出隔离审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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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7月6日,军事检察院对丁盛下达《免于起诉决定书》,该文件认定丁盛为“从犯”,参与过相关活动,以团级干部身份交由地方安置。

丁盛对此很不认可,多次去申诉。与事件有着紧密关联的廖汉生也曾说过此事存在四大疑点,一是供述之人提到最关键的内容为“60军”,丁盛提醒“早做准备”,才出现后面的一系列事件。

但60军军部原本在南京,1976年3月经丁盛打报告后才移驻镇江,要是丁盛真有什么想法,他为何要发出这个申请?为何不利用军区司令员的职权进行另外的安排?

二是根据那句话的意思,说明丁盛对军区另外的两个军第1军和12军“放心”,他们能够接受调动。但从始至终,这两个军并没有任何反常行为。事后组织专门去调查,也确认他们很可靠。这样就跟供词完全相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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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所有人的供词都是在9月21日后出现,既然密谈是源于8月8日,为什么“马、徐、王”等人过那么久才记起这些事?期间怎么没有向他们所忠心的上级汇报过?

四是1976年10月7日,廖汉生跟丁盛一起进京开会,中央通报了粉碎相关集团的消息。丁盛没有任何情绪变化,依然非常放松,甚至开会结束后在浴缸里睡着了。如果丁盛真的有什么勾结,那怎么可能做到如此气定神闲?

总而言之,廖汉生觉得没那么简单。

不过呢,这个事情确实很难去推翻。丁盛晚年去找过老上级黄火青求情,黄火青反问了他三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坚持请廖汉生出来?为什么当晚谈话那么久?为什么事后没有向政委或者上级汇报谈话内容?

这些疑惑,丁盛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所以,他的定性一直就是那样,没办法翻。后来在老战友的帮助下,丁盛的生活待遇得到了一定提高,最终1999年病逝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