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52岁的苏姐在闹钟响起前醒了。玻璃上凝着昨晚没擦净的水汽,映出她眼角的细纹——离婚三年,独居在老城区的两居室,日子像杯温吞的白开水,连窗外的梧桐叶都懒得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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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个23岁的男孩轻轻叩门。他是上周在社区超市帮她搬过米的实习生,带着年轻人特有的莽撞热情,说“阿姨我帮您试试新烤的小蛋糕”。酒精和荷尔蒙突然冲破了她紧绷了三年的防线,凌晨三点的喘息声里,她甚至没看清他离开时床头柜上压着的200元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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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超市处理的临期面包,”苏姐摩挲着那张被体温焐热的纸币,指尖突然发抖。她想起二十年前带女儿逛夜市时,丈夫攥着她衣角说“下个月攒够钱就买房”;想起实习生说“阿姨您笑起来眼睛像月牙”时,她慌忙别过脸,怕他看见自己早已松弛的眼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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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爬过桌角时,苏姐把钱塞进了女儿房间的旧存钱罐。手机里还留着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停在“谢谢阿姨”。她关掉对话框,重新系上围裙,把冰箱里的剩菜热成一碗热汤面。生活像条被拉直的皮筋,短暂的弹起后,终究要落回原本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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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激情就像菜市场的烟火气,热闹一阵就散了。她知道,那个23岁的世界里,200元或许只是顿宵夜钱;而她的世界里,200元是三年独居里唯一的“意外”,却填不上心底的空。

人到中年才懂,不是所有火花都该点燃,有些温暖,看看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