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沈阳第一机器制造厂的铸造车间里，空气沉闷得像要凝固。
几十号老师傅围着一堆铝锭，眉头锁得能夹死苍蝇。
上头下了死命令：9月20号之前，新中国第一批金属国徽必须在这儿出炉。
可这账，怎么盘都不顺。
那时候刚建国，工业家底子薄得可怜。
这厂子虽说是能干活，可平日里造的是粗笨机器，不是精细工艺品。
这国徽要求光洁度像镜子，纹路得连头发丝都看清。
最要命的是，材料指定用铝，偏偏全厂翻个底朝天，连台像样的化铝炉子都没有。
这简直是逼着打铁的去绣花，还得是空手套白狼。
照理说，遇上这难处，得打报告、伸手要设备、坐等支援。
可工人们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国徽挂上去的时辰，哪怕耽误一秒，那都是天大的政治篓子。
能不能拖？
没门。
敢不敢干？
硬着头皮也得上。
其实这枚国徽的问世，从来就没顺当过。
早在它变成图纸前，北京城里就爆发过一场关于“国家脸面”到底该啥模样的激烈交锋。
把日历往前翻一年。
1949年7月，政协筹备组在报纸上广发“英雄帖”，征集国家标志。
国旗的设计稿那是像雪花一样往里飘，大伙觉得画个红旗、点缀几颗星，容易上手，也有参与感。
可到了国徽这儿，门庭冷落。
最后收上来的稿子稀稀拉拉也就200来份。
为啥？
门槛太高。
这东西既要庄重，还得有深意，结构还得美，考的不光是画画的手艺，更是对政治和历史的参悟能力。
老百姓的投稿大多没法看。
要么太单薄，撑不起场面；要么太花哨，像个大拼盘。
既然民间海选走不通，那就只能指望“国家队”了。
这活儿落到了两拨顶尖高手的肩上。
一拨是清华大学营建系，领头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另一拨是中央美院，带队的是张仃。
这两拨人，代表了当时审美观的两条岔路。
于是，清华小组拿出的方案，透着一股子古典的高级味儿。
核心是一块玉璧。
在咱们老祖宗眼里，玉璧那是高贵、团结和品德的代名词。
他们又巧妙地把齿轮和麦穗嵌进去，用红绶带这么一穿，齐活。
这设计一亮相，行家们直竖大拇指。
美，确实美。
结构严丝合缝，古色古香，那种传统韵味挡都挡不住。
要是不谈政治，这简直就是个完美的艺术品。
可另一头，张仃小组的路子完全是拧着的。
他们算的是“时代账”。
张仃他们觉得，新中国是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是工农翻身做主。
所以，中央美院小组直接把天安门搬上了C位。
为啥是天安门？
因为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地界，是开国大典的舞台。
在那儿，旧时代翻篇了，新时代开张了。
这个符号的冲击力，任何古代器物都比不了。
围着天安门，他们配上了齿轮、麦穗、五星，背景里还加上了地图和地球，再配上光芒万丈的朝阳。
两份方案往桌上一摆，一场关于“好看还是好用”的拉锯战打响了。
梁思成小组的“玉璧版”，赢在艺术造诣。
张仃小组的“天安门版”，赢在政治嗅觉。
虽说早期草图里透视有点歪，颜色也没那么细，但那个核心意象——天安门，一下子就抓住了人心。
这就是决策最纠结的地方：你是要一个完美的过去，还是一个粗糙的未来？
经过一轮轮的推敲，风向变了。
大伙儿的意见慢慢拢到了一块儿：玉璧虽雅，毕竟是封建时候祭祀用的礼器，硬要把它转成新中国的象征，老百姓脑子里的弯儿怕是转不过来。
再者，那种古朴的造型，总让人觉得缺了股子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劲头。
反观天安门，那是活生生的，就在眼前的现实。
张仃小组的方案，险胜。
要是故事到这儿就画句号，这国徽可能就是张政治正确的宣传画，艺术上得留个大遗憾。
节骨眼上，周恩来总理来了个“神来之笔”。
他一眼看穿了症结：张仃的立意没毛病，但梁思成的艺术表现力那是天花板级别的。
干嘛非得做单选题？
为啥不能让最懂结构的人，去修补最精准的立意？
周总理拍板：以张仃的方案做底子，但必须要把梁思成、林徽因小组的本事吸纳进来，两个团队合伙干。
这可是个考验心胸的时刻。
对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自家的心血被毙了，还得去帮对手擦屁股。
换个心眼小的，早甩手不干了，或者磨洋工。
但这二位大师没那矫情劲儿。
在他们心里，“国家”的分量，远比“个人”的面子重。
后来的日子里，清华和央美这两拨人，真就拧成了一股绳。
梁思成和林徽因拿出了显微镜般的死磕精神，开始“解剖”天安门方案。
他们发现，原设计里的天安门透视得微调，齿轮和麦穗的纹样不够挺拔，红绶带缠得死板，没动感。
他们把压箱底的传统艺术绝活，毫无保留地灌注到了这个原本属于“对手”的方案里。
这就好比给毛坯房搞了精装修。
天安门变得更稳当威严；齿轮和麦穗重新切分，工农联盟的力量感一下子出来了；那条红绶带经过重塑，线条顺滑得像在风里飘。
原本有点乱的背景也被清理干净，去掉了地图和地球，让五星和天安门成了绝对的视觉中心。
这就是咱们今天看到的国徽：它是张仃的魂，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骨。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主持。
这回，没人再有二话，全票通过。
图纸敲定，接力棒又扔回到了沈阳工人手里。
回到开头那一幕。
面对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沈阳第一机器制造厂的工人们咋整的？
没炉子，就自己动手改；没模具工艺，就没日没夜地试。
头一批铸件出来，大伙儿心都凉透了：表面麻麻赖赖，花纹更是糊成一团。
这玩意儿要是挂上天安门，那是给国家脸上抹黑。
病根在哪？
一是砂型太粗，二是铝液冷却收缩不匀乎。
为了攻克这两座大山，工人们也是拼了。
他们满中国跑，最后从大连和内蒙古运来了最细的特种砂，专门伺候模具。
至于冷却收缩，没恒温设备咋办？
工人们用了最土的招——水冷。
但这可是个细致活，水浇多了炸模，浇少了没用。
他们就像在刀尖上跳舞，一遍遍摸索水的流速和温度。
那阵子，车间里灯就没灭过，根本分不清啥时候白天啥时候黑夜。
大伙儿吃住都在车间，困急眼了就找块废纸板往机器旁一躺。
这哪是加班，这是拿命在博。
终于，在9月20号这道红线跟前，第一批70枚国徽造出来了。
当工人们小心翼翼磨平最后一处毛刺，那枚铝制国徽在灯光下闪瞎了眼。
天安门、五角星、齿轮、麦穗，每一处细节都饱满得像要跳出来，庄严得让人不敢大声喘气。
从北京图纸上的较量，到沈阳炉火旁的死磕，这枚国徽背后，藏着那个时代无数中国人的影子。
他们有的在顶层搞设计，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里找路；有的在底层干苦力，用血肉之躯去填补技术的坑。
不管是在绘图板前争得面红耳赤的大师，还是在熔炉旁汗流浃背的工人，他们其实都做了一个选择：
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把自己兜里最好的东西，毫无保留地掏出来。
信息来源：
黄晨.缔造国家视觉形象——新中国国徽设计考略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4(5):1-5I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