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持续集结，如今看来其目的已不仅是传递信号，更是在为实战做准备。
“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抵达伊朗附近水域，这本身已是一个重大举动。
另一艘航空母舰“杰拉尔德·R·福特”号最后一次被发现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并一直向东航行以支持可能的行动。其他军事资产也已调往该地区，这强化了华盛顿正在集结多层次军事选项的印象。
此类部署可作为外交筹码。但综合来看，它们也可能表明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间接谈判已陷入僵局——如果双方都不改变立场，僵局之后可能伴随军事行动。
这引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及其在中东最强大的地区盟友，伊朗领导人为何至少在公开场合仍保持对抗姿态？
答案在于华盛顿为谈判开出的条件。
从德黑兰的角度看，这些要求无异于投降，而非谈判。
这些要求包括：终止铀浓缩活动、缩短弹道导弹射程使其不再威胁以色列、停止支持整个地区的武装团体，以及如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所言，改变伊斯兰共和国对待本国公民的方式。
对于伊朗领导层而言，这些并非次要政策。它们构成了其所谓安全架构的核心。
由于缺乏强大的国际盟友，德黑兰花费数十年时间构建了其所谓的“抵抗轴心”。
这是一个由盟友武装团体组成的网络，旨在使对抗远离伊朗边境，并将压力转移至更靠近以色列的地方。
德黑兰的弹道导弹计划，已成为其老化空军和获取先进军事技术受限的替代品。
其核计划虽被官方描述为和平用途，但普遍被认为具有威慑价值。
即使不武器化，掌握浓缩循环也能创造出战略家所称的“门槛能力”。这涉及相关基础设施，只需一项政治决定即可转向军事用途。这种潜在能力本身就可作为筹码。
在德黑兰看来，剥离这些要素将瓦解其威慑力的基础。
从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角度看，接受这样的条款可能比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内与美国打一场有限战争的风险更大。军事对抗无论代价多高，或许被视为可以承受。但全面的战略倒退则未必。
这一盘算所蕴含的风险是深远的，且不仅限于伊朗。
任何美国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在其初始阶段以高级领导层为目标。如果哈梅内伊遇害，不仅将终结其超过三十年的统治，还可能在脆弱时刻破坏权力交接的稳定。
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他安全机构的打击，也可能削弱这个在经历了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致命、最暴力的镇压之一后刚刚重新确立控制的机构。
最近几周涌上街头、仅在压倒性力量下才退却的抗议者，仍然深感不满。对国家强制机器的突然打击，可能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改变国内力量平衡。
德黑兰可能假设，华盛顿的目标将仅限于削弱其核与导弹能力。但战争很少按最初的设想展开。对目标、持续时间或政治后果的误判，可能迅速扩大冲突。
经济压力增加了另一层风险。伊朗经济已因制裁、通货膨胀和购买力下降而吃紧，将难以承受进一步的冲击。石油出口中断或基础设施受损，将加剧公众已被压制但未解决的愤怒。
在此背景下，对抗姿态服务于多重目的。它对外展示决心，对内彰显力量。但这也压缩了妥协的空间。
华盛顿面临的风险同样真实。
理论上，如果紧张局势升级，美军有能力实现总司令的目标。但战争并非纸上谈兵。它们会受到误判、升级和意外后果的影响。
近期与以色列为期12天的战争暴露了伊朗指挥结构和军事基础设施的弱点。但也提供了关于适应、如何在压力下承受打击、重新调整和回应的经验教训。
更广泛的对抗可能产生双方均未预料的结果。德黑兰中央权威的削弱，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稳定或与西方利益保持一致。权力真空可能催生新的、碎片化的或激进化的影响力中心，以华盛顿及其盟友不希望的方式使地区平衡复杂化。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目前面临的选择余地很小。接受华盛顿的条件，恐将掏空该政权的威慑战略。拒绝这些条件，则在内部分裂时期增加了对抗的可能性。
在他可能视为“最坏”选项——战略投降——与“坏中较好”选项——一场有限但可控的战争——之间，德黑兰至少在公开层面上，似乎倾向于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