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退到台湾地区后，为什么能把大陆时期一直卡壳的土改做成？这事跟大陆那会儿完全两码事。大陆时候国民党高层和地方势力跟地主绑得太紧，谁也不想动自己人利益，结果政策喊得响落实不了。
到了台湾地区，外来政权跟本地地主没多少纠葛，加上从大陆带过来的资源和铁腕执行，事情就顺了。整个过程靠政府强力推动，没第三方掺和，农民得到实惠，国民党也稳住了脚跟。
国民党在大陆也试过减租减息，陈诚早年在湖北搞过类似试点，想先降低租金让农民攒点钱，再慢慢过渡到自耕。可一到实际操作，地方军阀和党内大员立刻反对，他们很多本身就靠土地吃饭，家族势力盘根错节。
舆论压力上来，高层也顶不住，政策没几个月就黄了。说到底国民党当时代表的就是大地主和官僚资本集团，立场摆在那儿，改革等于自己革自己命，当然举步维艰。各地派系一搅和，中央命令到地方就变形，最后不了了之。
1949年2月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马上启动第一步三七五减租。规定佃农租金不得超过主要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5%，以前多在五成以上。地方政府成立基层委员会监督执行，租约必须书面签订，地主不能随便撤佃。政策执行后农民负担轻了，生产劲头明显上来。
1951年进入第二步公地放领，把接收的原日本控制耕地卖给现耕农民，分十年无息还款，优先给佃农和半自耕农。1953年1月“立法院”通过耕者有其田法，4月“行政院”颁布实施条例，第三步正式落地。
地主可保留中等水田3甲或旱田6甲，超过部分由政府征收，按2.5倍全年收获量补偿，七成给土地债券，三成给水泥、纸业、农林、工矿四大公司股票。农民拿到地后十年还清就成自耕农。
改革推进中，少数地主公开阻挠或拒绝交地。当局按照当时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相关条例，将不参加改革的地主一律算作共产党势力，派员抓捕后依法处置。这种高压手段配合补偿措施，让政策在全岛迅速铺开。
陈诚本人兼任警备总司令，土改政令有武力做后盾，地方官员和租佃委员会每周核查执行情况，阻力基本被压下去。整个过程没有大陆时期那种派系内斗，台湾本地地主在国民党决策圈里说话不算数，排查工作又做得早，隐患扫清了。
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带走大量黄金储备，这些资金用来发行债券和支持股票分配，解决了补偿问题。日本殖民时期留下的清楚地籍资料，让丈量和征收有据可依，不像大陆那样乱。美援支持的农复会也提供技术指导，训练有素的大陆地政人员直接上阵。
最重要的还是生存压力，丢了大陆后国民党急需稳住台湾农村，避免共产党在乡下生根。陈诚团队早早布局，1950年后他多次担任“行政院”院长，把土改经验固定下来。结果台湾地区佃农比例从改革前超过半数降到17%左右，自耕农占比升到八成多，稻米产量1953到1968年连续16年增长，年均5.2%。
国民党靠这次改革站稳脚跟，也收获了农民基本支持。说到底这次土改是国民党痛定思痛后的自救，靠资源和决心砸出来的，顺应了当时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