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伴下葬的第二天，三个孩子就变了脸。
大的不接我电话，二的见了我绕着走，最小的那个，当着亲戚的面把我买的菜推开，说："不用你管。"
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拎着菜篮子，突然不知道自己算什么。
二十二年。我把这三个不是我生的孩子拉扯大，改嫁进门那年，老大九岁，老二七岁，老三才四岁，屁股还没板凳高。
我以为这辈子的账，早就两清了。
然而第七天，一个快递放在了门口。
我蹲下来拆开，看见里头的东西，膝盖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
我叫桂芳，六十四岁，改嫁给老伴的时候，四十二岁。
不是头婚。前头那段婚姻过了十一年，没有孩子，对方嫌我生不出来，把我退了回去。那年我三十九，在亲戚眼里算是彻底没了指望，连娘家妈都叹气说，桂芳这辈子怕是要一个人过了。
老伴叫老贺，是隔壁镇的，妻子生老三的时候走了，难产，人没了。他一个泥瓦匠，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乱成一锅粥。
说媒的来找我，说那边有三个娃，问我敢不敢接。
我想了三天，去见了一面。
老贺话不多，坐在那里，手上全是老茧，见了我先低头，说："委屈你了，我就是个泥瓦匠，家里乱，孩子也难管，你要是嫌麻烦，我不怪你。"
我看着他，说："我见见孩子。"
三个孩子被他叫出来，站成一排，老大站得最直，眼睛盯着我，带着一股防备；老二躲在老大身后，只露出半个脑袋；老三最小，还不懂事，瞪着眼睛看了我半天，突然张嘴叫了一声："阿姨，你好看。"
老贺一下红了脸，呵斥他："乱说什么。"
我蹲下来，跟老三平视，说："谢谢你，小朋友。"
老三就咯咯笑了。
那笑声让我下定了决心。
进门的头一年，是最难的。
老大叫建国，那年九岁，已经是个小大人的样子，话很少，但眼睛里的东西多。我进门第一天，他就把自己关在屋里，饭都不出来吃，我端进去，他说："放门口吧。"我把碗放下，没说什么，转身出去了。
老二叫建军，七岁，性格软一些，但最黏他妈，有一次我在厨房洗碗，他站在门口问我："你是来代替我妈的吗？"
我手上的碗没放稳，叮的一声磕在水池边上，我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转过身看他，说："没有人能代替你妈。我就是来帮你们做饭、洗衣服的。"
他看了我很久，没说话，转身跑了。
老三叫建民，四岁，记事最少，对我防备也最少，没几天就开始赖着我，要我讲故事，要我陪他睡。他妈走的时候他太小，那个位置在他心里还没来得及留下印记，反而最容易亲近。
老贺是个不善表达的人，但他知道我的难处，晚上躺下来，有时候会说："桂芳，委屈你了。"
我说："委屈什么，过日子嘛。"
但有些话我没说出口——那些委屈，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不值得拿来说。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孩子一点一点地长。
建国初中那年，有次期中考试考砸了，拿着卷子回来，把自己锁在屋里，晚饭没吃。老贺那天在外头接了个活，天黑了才回来，顾不上这些。我守在门外，轻轻敲了两下，说："建国，吃饭了。"
里头没有动静。
我就在门边坐下来，靠着墙，说："我小时候也考过鸭蛋，被你外公拿着鸡毛掸子追着打，跑了半条街。"
门里静了一下，然后传来一个声音："真的假的？"
"还能骗你，那条街上的人都看见了，现在想起来还臊得慌。"
门开了一条缝，建国站在里头，脸上还有没散的郁气，但嘴角动了一下。
我把饭端过去，他接了，低着头，说："谢谢。"
那是他第一次跟我道谢，两个字，说得很轻，但我听见了。
建军上高中那年，喜欢上一个女同学，被班主任发现，叫了家长。
老贺那天腰伤发作，下不了床，我去了。
在办公室里坐下来，班主任一脸严肃，说建军最近心思不在学习上，成绩下滑，叫家长来谈谈。我说好，听完了，出来的时候在走廊里碰见建军，他站在墙边，低着头，脸通红。
我没有当场说什么，把他带出了学校，在外头路边的摊子上坐下来，叫了两碗馄饨。
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两个人把馄饨吃完了，我才开口，说："喜欢人是正常的，但你得把成绩顾住，顾住了，什么都好说。"
建军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了我很久，然后说了句让我愣了一下的话："妈说得对。"
他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叫了什么，说完就低下头继续喝汤，耳朵尖是红的。
我也低下头，若无其事地喝汤，眼眶里有什么东西转了一圈，被我悄悄咽下去了。
老三建民是最省心的，也是跟我最亲的。
他从小就叫我妈，不带任何犹豫，喊得理直气壮，带着朋友回家也介绍说"这是我妈"，朋友问他亲妈呢，他说走了，这个是新妈，比原来的还好。
我每次听到这话，心里又疼又暖，说他胡说什么，他就嘻嘻笑，说没胡说，是真的。
建民读书一般，高中没考上好的，后来念了个职校，学的厨师，毕业了在城里的酒店里做厨子，做得还不错，师傅说他有天分。
他每次回来，都要给我做一桌菜，围裙一系，在厨房里叮叮当当搞半天，端出来摆一桌，站在旁边看我吃，说："妈，你尝尝这个，我新学的。"
老贺坐在旁边，夹了一筷子，说："行，有点意思。"
建民就高兴得不行，非要再给他盛一碗汤。
那些年的饭桌，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时光。
老贺生病，是五年前的事。
他干了大半辈子泥瓦匠，腰早就不行了，腰椎间盘突出拖了多年，后来又查出肾有问题，一样接一样，人就垮下来了。
三个孩子那时候都已经成家，各自有各自的日子。建国在本地做生意，建军在外省工厂上班，建民在城里酒店。老贺住院的事，我一个电话通知了三个，他们轮流回来陪了几天，然后各自散了，日子还要过。
照顾的事，还是我来。
五年里，我把老贺的药单背得比自己的名字还熟，什么时候吃什么，饭前还是饭后，哪个忌口哪个补，我比他自己清楚。
有人问我累不累，我说习惯了。
习惯是真的。但有些东西习惯不了——比如半夜里他突然喘得厉害，我摸黑把药找出来，手在发抖；比如白天他疼得睡不着，我坐在旁边，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能说；比如有时候深夜我去厨房喝水，站在黑暗里，不知道在发什么呆，眼泪就流下来了。
但天亮了，该做的还是做。
这就是日子。
老贺走是在今年的正月里，过了年没几天。
走之前那段时间，他已经说不了太多话，大部分时候是躺着，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我陪在旁边，有时候跟他说说闲话，说说窗外的天气，说说建民上次回来做的那道红烧肉，说说隔壁老王家又添了个孙子。
他听着，偶尔动一下手指，那是他在回应我。
走的那天早上，他突然清醒了一阵，扭过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我把耳朵凑过去，听见他说了四个字。
那四个字，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听见，清清楚楚的。
他说："孩子们，好。"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托付，是放心，也是他最后放不下的那块心思。
我说："你放心，都好。"
他点了一下头，然后就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老贺下葬的第二天，三个孩子都还在家。
我以为这几天大家都在，可以一起把后事的事情商量一下，老贺的遗物怎么处理，房子的事怎么安排，这些实际的问题，总要有个着落。
但那天一早，气氛就不对。
建国在院子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见我出来就走开了。建军在堂屋坐着，我进去，他站起来，说了句"我出去买包烟"，就走了。建民最小，历来跟我最亲，我去叫他吃饭，他站在院门口，头也不回，说了句："等一下。"
那个"等一下"说得很冷，不像他平时的语气。
我把菜篮子放回厨房，站在那里，心里有什么东西开始往下沉。
亲戚们来帮忙收拾，我去买了一篮子菜回来，进门，建民回头看见了，走过来，把菜篮子从我手上拿走，搁到一边，说："不用你管。"
那四个字，像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
屋里几个亲戚都看着，我站在原地，没动，也没说话，脸上的热一点一点地褪下去。
那天晚上，三个孩子早早各自回了房间，我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听着屋子里的寂静，第一次觉得这个家那么大，大得像是空的。
第三天，建国和建军各自回去了，说有事，走之前也没多说什么。
建民留下来又待了两天，走之前，我想拉住他说几句话，他侧过身，轻轻躲开了，说："妈，我走了，有事打电话。"
"妈"这个字他说出口，但语气是陌生的，像是习惯了叫，但那一刻忘了里面该有什么。
我送他到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路口，风把院子里的枯叶卷起来，打了个旋，又落下去。
我站了很久，才转身进屋。
一个人，关上门。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没有电话，没有消息，什么都没有。
我把老贺的衣物一件件叠好，装进箱子，放到床底下。把他用过的药瓶收起来，把他的茶杯洗干净，放回柜子里，原来的位置。
那些动作，我做得很慢，慢得像是故意要拖住什么。
第七天的上午，门外传来一声敲门，是快递。
一个大箱子，寄件人写的是三个名字——建国、建军、建民。
我搬进屋，找来剪刀，蹲在地上，把封条划开，掀起纸箱盖子，看见里头放着的东西……
然而就在我愣在原地的那一刻，手机响了，是建民打来的，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说了一句话，我的膝盖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