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雨下得不算大，毛毛的，湿气往骨头缝里钻。我攥着伞柄站在老屋院门外，鞋底踩着青苔滑了一下，手忙脚乱扶住歪斜的门框——八十三岁的伯父就站在屋檐下，没打伞，灰布棉袄领子翻着毛边，左手还拎着半截没剥完的甘蔗，糖水顺着指缝往下滴。他看见我，把甘蔗往门槛上一搁，转身进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把黑胶布缠柄的旧伞，伞骨都磨出铜色了。
其实今年根本没打算回来。腊月廿三扫完灶王爷，姐几个在微信里聊，说“妈走第三年，爸走第五年，老房子锁了两年，钥匙在堂哥抽屉里蒙灰”，话没说完，语音条就断了。后来谁也没再提初二的事。直到初一晚上，大伯托隔壁卖豆腐的李婶送来一小筐橘子，底下压着张纸条：“初二来，灶上煨着汤。”字是用圆珠笔写的，歪歪扭扭，最后一个“汤”字拖了老长的尾巴。
雨是从凌晨五点开始密起来的。我坐最早一班城乡公交，车窗全是水雾，擦开一小块往外看，田埂上的草尖挂着水珠，亮得扎眼。八点二十到村口，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黑，我刚拐进巷子，就看见伯父撑着伞站在老屋门前那棵歪脖子枣树底下。他腿脚早就不利索了，右膝盖常年贴着膏药，可那天他站得特别直，伞面微微往前倾着，像给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挡雨。
进屋后我才看见，堂屋八仙桌上摆着三副碗筷——我妈的、我爸的、还有我小姨的。小姨五年前病故，骨灰盒一直放在西屋柜顶。伯父把三双筷子齐齐摆在碗沿，又给每只碗里盛了半勺鸡汤，汤面浮着金黄油星，底下沉着几块撕得极细的鸡肉丝。“你妈炖汤，从来不忘撕鸡丝，说闺女喝汤不卡嗓子。”他一边说，一边用指甲掐去我袖口沾的蒲公英绒毛，那动作熟稔得像我小时候发烧，他半夜背着我跑三里地去赤脚医生家。
姐妹们陆续到了。三姐带女儿来的，孩子才六岁，看见供桌就问：“外婆的碗怎么没冒热气？”伯父没答，只把孩子拉到跟前，从自己棉袄内袋掏出个铁皮饼干盒，打开盖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七张照片：我爸二十岁当兵的、我妈结婚时戴红花的、我大姐出嫁那天抱着喜糖罐子的、还有去年清明我们扫墓时在坟前拍的全家福……照片边角都磨毛了，可人脸清清楚楚。
没人说话。只有灶膛里柴火噼啪响。我盯着伯父后颈那道竖着的旧疤，听他哼起一段走调的《绣金匾》——那是我妈临终前最后点的歌。雨还在下，伞靠在门边，伞尖滴水，在青砖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像一滴迟迟不肯干的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