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中国外长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直接碰面，主要讨论了特朗普四月访华的日程安排问题，美国方面表示会谈“积极、建设性”；中国方面则强调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把“成果导向、保持沟通”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语气比之前更加注重结果和连通。
布达佩斯记者会，鲁比奥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同台时直接说：中国的规模、经济总量以及核力量使得中美两国必须交流，否则不交流就是疯狂。这不是客套话，而是为了后面高层互动做铺垫，降低沟通难度，为公开沟通提供正当性。
美国方面并不是政策转向，而是现实压力下的“降噪”，全面对抗风险和成本过高，需要有人踩刹车，稳定预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示四月份要访问中国，外交部门要提前准备好外部环境，尽量避免摩擦；美国国内以及盟友体系对于中国的政策存在分歧和担忧，国务卿在慕尼黑和布达佩斯连续发声，可以安抚欧洲和中东欧地区的人们，传递更加明确的信息。
他还透露，在拜登政府时期中美曾就人工智能安全形成初步框架，其中不包括让人工智能直接控制核武系统。他很少承认2022年涉台突发行动弊大于利，改变安全环境。其在任期间几乎不可能公开说出口，既表现出风险意识的提高，也为之后规则化的沟通留下余地。
发出沟通信号的压力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风险管控的迫切需求。AI、半导体、量子、生物安全等高危赛道如果没有底线共识，误触红线的概率就会增加；第二，同盟协调的外溢效应。中美每次拉扯都会影响到跨大西洋的关系，在欧洲这个场域中要同步解释；第三，国内结构上的焦虑。产业端承压、企业对冲、资本观望，提前发出沟通信号可以稳定市场预期、降低情绪波动。
竞争线不会撤掉，供应链多元化仍然会继续进行下去，技术护栏以及产业政策都会进一步加强。未来两条线并行，一条是竞争，一条是沟通，这是大国关系的常态，并非例外。为了防止空转，就要把沟通“机制化、清单化、可验证化”，比如在哪些领域设立常态热线，在哪些议题成立专家工作组，对哪些高风险场景设置停机阀。
四月份特朗普访问中国是否成功要看前期是否做好气氛营造、议题细化的工作，即使成果不大，只要把“沟通持续”坐实就是进步；反之，如果热闹多而落地少，预期管理就会适得其反。这也是鲁比奥一直“降低门槛、强调结果导向”的逻辑，为后面的会面扫清障碍。
美国方面正在把对华沟通的叙述从价值框架转为风险框架，更加重视不沟通的结果、成本和后果。换挡之后就是更加现实的计算，中美关系需要的是可以操作的安排而不是浪漫化的叙事。沟通不能解决所有的矛盾，但是没有沟通，矛盾更容易被扭曲、放大和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