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白宫收到6比3裁决结果，美国最高法院即日起解除他的总统关税大权。
当地时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数裁定，总统特朗普在去年动用一项名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全球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实施的相关大规模关税措施缺乏明确法律授权。这一裁决将特朗普政府目前实行的大部分关税中止，包括所谓“芬太尼关税”以及去年4月首次宣布的对等关税。
这基本算是美国最高法院，对特朗普第二任期核心经济政策的一次直接否决。但是美国的关税大戏远未到落幕的时候，甚至可能只是进入了更复杂、更不可预测的第二阶段。
其实对于这个结果市场早有预期。就像BMO资本市场的利率策略主管说的，“最高法院的决定已被市场参与者广泛预期”。在裁决公布前，各种分析和预测就已经倾向于这个结果，所以当它真的发生时，冲击力已经大打折扣。
但是再怎么说，美国最高法院这一锤子砸下去，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地面上也凿开了几个明显的坑，这每一个都不好填。
第一个坑是联邦政府的“钱袋子”见底。特朗普任期内的财政有个特点，就是一边推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让政府收入减少；另一边又挥舞关税大棒，从进口商品上收取巨额税款。
后者收上来的钱，在账面上被用来部分抵消前者造成的窟窿。根据税务基金会的估算，这次被最高法院推翻的关税，原本预计能在未来十年给美国政府带来超过一万亿美元的惊人收入。现在，这笔巨大的预期收入眼看着要打水漂了。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目前的巨额预算赤字，很可能进一步扩大。钱不够花了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借更多的债。
第二个坑就是债了。裁决公布后，对美国财政风险最敏感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应声跳涨。这背后有两个担心：一是前面说的，政府可能因为缺钱而发行更多国债，供应增加会压低价；二是“退款”这个棘手问题。
最高法院把“之前已交的关税要不要退、怎么退”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下级法院。有经济学家估算，超过1750亿美元的已缴关税面临退款风险。这对于已经疲于应付高额债务的美国财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荷兰合作银行的外汇专家警告，退款担忧可能动摇投资者对美国国债和美元的信心。
第三个坑也是最核心的坑，特朗普的“政治威信”受到重创。对特朗普而言，关税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经济工具。这是他展现“强硬谈判艺术”、威慑贸易伙伴、甚至在国内外树立“说到做到”形象的核心政治招牌。这次却被最高法院把招牌砸了。
有政治分析人士说得直白：现在的问题更多是政治性的。如果特朗普不能迅速找到办法，重新把关税的大旗竖起来，他在政治上就会看起来不可信，盟友会怀疑他的能力，对手会更不把他当回事。
这也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他在裁决后的反应激烈，猛烈抨击投反对票的大法官是“傻瓜”、“走狗”、“不爱国”。
但是话说回来，特朗普的“补丁”早就准备好了。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之前多次放风，声称他们拥有“B计划”。
果然，裁决出来后没多久，特朗普就在一场特意调暗灯光以营造紧张气氛的新闻发布会上，一边猛烈抨击投反对票的大法官，一边迫不及待地宣布，他将立即启用其他法律工具来重新征收关税。
那么，特朗普下一步具体要怎么做，以及这会带来多大的不确定性呢？特朗普手里确实还有好几个工具。他接下来最可能尝试的路径有两条：
第一，启用尘封已久的“第122条款”：这是特朗普在记者会上高调宣布要立即使用的武器，来自1974年的《贸易法》，允许总统在美国出现“巨额且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时，临时征收关税。
听起来很有弹性，但有个致命限制：这个“临时”期限最长只有150天，也就是5个月。150天之后，如果还想继续征收，就必须得到美国国会的点头批准。
现在离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很多普通选民最烦的就是关税推高了日常用品的价格，国会里的议员们敢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投票支持特朗普的关税，要画个巨大的问号。
但是即便国会不批，特朗普如果硬要征税，也可以在150天后另寻他法，但这长达数月的政策空窗期和不确定性，对美国相关管理机构和全球企业来说，都是一场噩梦。
第二，启动新的“301调查”：这是美国贸易领域的“大棒”条款，允许美国政府单方面调查它认为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据此加征报复性关税。
特朗普说他也会启动这个程序。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调查、听证、裁定……一套流程走下来常常以年计算，根本没法实现他“迅速恢复关税”的紧迫政治需求。而且，这极易引发贸易伙伴的激烈反制和世贸组织的官司。
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专家们，对此事用数据模型计算了不同的关税情况：
在裁决前，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率大约是16.9%；如果被推翻的关税彻底取消且没有替代，税率会暴跌到9.1%；但如果特朗普成功通过“第122条”之类的工具，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全面关税，那么平均税率又会回升到15.4%——几乎回到了原点。
这个模拟清楚地告诉我们：特朗普的目标没变，他还是想维持高关税；变的只是达到目标的路径，而新路径可能更绕、更陡、风险也更高。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并不意味着全球贸易冲突的缓和。相反，我们很可能正步入一个更加混乱和不可预测的时期。
首先，最大的伤害来自“不确定性”本身。美国今天用A法律收税，明天被法院否了，后天又换B法律卷土重来……这种政策上的“开关”游戏，会让全球的制造商、进口商和投资者无所适从。
其次，中期选举临近，以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很难预测他会采取什么更极端的方式来挑战国会或法院，这可能加剧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再者，即便特朗普的替代方案推进不顺，美国此前以“国家安全”等理由征收的钢铝关税、汽车关税等仍然有效，这些关税壁垒并未消失。同时，美国财政赤字恶化的预期，会迫使财政部加大发债力度，可能从全球市场吸走资金，推高世界范围的借贷成本。
纵观整个事件，这已经超越了一场简单的贸易政策争议，上升为美国行政权力与司法独立之间的一次显著碰撞。
最高法院，尤其是由前总统布什任命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领衔的多数意见，明确地为总统的权力划下了一条界限，被外界视为司法系统的一次“独立宣言”。这与特朗普任期前期，最高法院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总统豁免权）倾向于支持行政扩权的做法形成了对比。
总而言之，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确实是一次重要的司法矫正，它暂时摁下了特朗普“无限制关税”的按钮，表明了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中，总统权力并非没有边界。
然而，这绝对不意味着“特朗普关税”故事的结束。它更像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可能更复杂的阶段。
特朗普必将动用一切可用的法律和政治资源进行反击，以维护其政治信誉。无论他接下来选择哪条法律路径，过程都注定充满争议和波折，并将持续对全球贸易规则、美国财政健康以及金融市场稳定产生溢出效应。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眼下需要做好心理和实际准备应对来自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
企业需要为更复杂的合规成本和供应链风险做准备；各国政府则需要思考，在一个美国政策日益内顾和不可预测的时代，如何更好地加强自身经济韧性，并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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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远 记者、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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