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才子也会老到连北大校门都认不出。”2009年，洪君彦站在未名湖边，指着一丛新栽的柳树问：“这棵树，是我走那年种下的吗？”旁边陈贤英没纠正，只把羽绒服拉链替他拉到顶，顺手拍掉他肩头的雪渣。那张后来被洪晃设为电脑桌面的合影，其实是陈贤英用手机拍的，像素糊得要命，却成了老爷子晚年最满意的照片——他说像极了他1949年刚入学时，同学给他拍的第一张黑白照，背景也是这片湖。
很多人以为洪君彦这辈子最拿得出手的是“章含之前夫”六个字，殊不知在北大经济系，老教授们背地里叫他“洪汇率”。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没几个人懂浮动汇率，他愣是用一块黑板、一支粉笔，把美元/人民币远期升贴水画成三条曲线，给本科生讲明白了“利率平价”。学生回忆，他上课带一罐铁观音，茶叶冲三遍就淡，他也正好讲完一个模型，下课铃响，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像给理论画句号。后来新加坡国立大学请他去开短期班，校方给他配的翻译是个刚毕业的硕士，现场把“swap rate”翻成“掉期价格”，他笑笑，直接用英文讲，台下坐的三百号东南亚银行家，一半以上事后把简历递到了他住的香格里拉。
可回到酒店，他对着窗户外的新加坡河发愣。老同学陈贤英就是这时候出现的——不是偶遇，是他翻北大旧档案，发现“陈贤英”三个字被红笔划了道杠，备注“1952年转学新加坡”。他托人打听，才知她丈夫早逝，一个人在华侨银行做到助理副总裁，住加东那片老洋房。重逢那天，陈贤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手里拎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当年燕园食堂的饭票，说是搬家时从《高等代数》课本里掉出来的。洪君彦后来说，那一刻他忽然懂了“汇率”的另一层意思：人和人之间的比价，隔了三十七年也能瞬间回到面值。
1995年两人搬去香港，不是因为浪漫，纯粹是北大分房没排上号，新加坡又太热。他们在铜锣湾租了套两室一厅，客厅小得只能摆一张书桌，洪君彦写《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陈贤英就坐对面帮他誊稿，遇到“文革”那段，他写一句“皮带扣抽在背上，像烧红的烙铁”，陈贤英就用涂改液盖住，说太像小说，会被读者误会夸张。后来书还是出了，印了七千册，他拿版税买了台老式索尼收音机，每天傍晚调BBC，说是要听美元/英镑报价，其实更多时候在听《绿袖子》，听到一半会突然跟陈贤英说：“这曲子像咱们未名湖的风。”
晚年尿毒症，一周洗肾三次。玛丽医院那条长廊，他推着助行器走得比年轻人还快，护士都认识他，喊他“洪教授”，他纠正：“退休了，叫我老洪。”陈贤英把药分门别类装进七色小盒，周一到周日，早中晚，像排汇率牌价。2012年2月最后一个凌晨，他醒来说想吃豌豆黄，陈贤英拿保温盒去楼下便利店，只剩绿豆糕，她回来，发现他已经把氧气面罩摘了，手里攥一张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请柬，背面空白处用圆珠笔写了行字：
“贤英，汇率会归零，人不会。”
后来陈贤英把那张请柬夹进他最爱的《国际金融》教材，捐给北大图书馆。有学生翻到时，发现书页里还留着淡淡的铁观音味，像老爷子刚合上杯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