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台北荣民总医院。
深夜，住院部静得吓人，突然间，一声不似人声的嘶吼打破了死寂。
值班护士吓了一跳，慌忙推门进去，只见那个从医院开张起就是常客的老头子，此刻正费劲地从床上撑起身子。
他两只枯瘦的手死命地抓向天花板，那架势，像是要拽住什么救命的绳索。
大夫赶过来，手忙脚乱地给他扣上氧气面罩，可惜那台仪器上的绿线已经不再跳动，拉得笔直。
这老头在台湾最后熬的那十年，日子过得寒碜，连个普通的退休小职员都不如。
窝在花莲那会儿，他老婆叶霞翟去菜场买把青菜都得在那儿算计半天，饭桌上要是能见着一块豆腐，那全家都得当过年一样高兴。
他没事就爱自个儿跑去海边坐着，对着太平洋翻滚的浪花发愣，嘴里翻来覆去就那一句话：“这地界，哪是当兵的该待的地方啊。”
这人就是胡宗南。
当年国民党军里响当当的一级上将，号称“西北王”。
那时候他多威风，手底下捏着四十万大军，陕甘豫晋四个省都在他手心里攥着。
蒋介石拿他当亲儿子看，连美国《时代》周刊都捧他，把他跟蒙哥马利摆在一块儿吹。
关于他晚年，坊间传得最神的一件事，就是他听说老对手在朝鲜把美国人打得找不着北时，脸上挂着苦笑说了句：“大伙都骂我是草包，可你们去满天下打听打听，有几个人能在彭德怀手底下讨着好？”
乍一听，这话像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找借口。
可你要是耐着性子把1947年到1948年西北战场的烂账翻出来细看，就会明白，这哪是辩解啊，分明是一个被那场仗折磨了半辈子的老兵，临闭眼前吐出来的大实话。
不少人一提胡宗南输了，张嘴就是“无能”俩字。
这结论下得太轻巧，也太不把历史的残酷当回事了。
胡宗南真是个草包吗？
把时间倒回1924年，黄埔军校招第一期学生。
个头还没一米六的他，体检这关就被刷下来了。
这哥们儿也是个狠人，当场就在考场外头一屁股坐地上，嚎啕大哭，扯着嗓子喊：“革命怎么还能看长相啊！”
这一嗓子，硬是把廖仲恺给招来了，这才破格收了他。
一个能靠哭鼻子、耍赖皮硬生生把命运的大门撬开一条缝的人，怎么可能是个傻子？
北伐那会儿，他凭着一个团的兵力，把孙传芳一个师打得落花流水；1932年，他咬着红四方面军的尾巴一路追进四川，他是头一个把中央军的大旗插进大西南的将领；再看淞沪会战，他在杨行那块阵地上死磕了六个礼拜，手底下的军官，营长以下的，十个里头有八个都填进去了。
这一桩桩一件件，那都是拿命换回来的资历。
可偏偏到了1947年3月，碰上了彭德怀，他之前攒下的那点老皇历，突然就不管用了。
当时摆在牌桌上的局面是这样的：胡宗南手里攥着二十万精兵强将，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彭德怀那边呢？
满打满算不到三万人，那是刚凑起来的西北野战军，穷得叮当响。
这仗还没打，怎么看都是个一边倒的局。
蒋介石那边催得紧，死命令就一个：拿下延安。
这时候，胡宗南碰上了头一个让他头疼的选择题：要不要为了这一座空荡荡的城池，把自己这二十万大军撒进黄土高原那些山沟沟里？
要是光算军事账，打延安那就是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毛泽东和彭德怀早就定了调子，“存人失地”，延安早就是座空城了。
你把它占了，除了能在地图上画个圈，一点实际用处没有，反倒还得留人看家护院，背个大包袱。
可要是算政治账，这买卖非做不可。
蒋介石太需要这么一场“大胜”来给国民党打鸡血了，非得有个“攻克匪巢”的名头不可。
没办法，胡宗南硬着头皮选了政治。
1947年3月19日，他大摇大摆地把队伍开进了延安。
就在他脚后跟刚迈进延安城门的那一瞬间，攻守的势头，悄没声地就变了。
彭德怀给他预备的这道菜，名叫“蘑菇战术”。
啥叫蘑菇战术？
那时候那帮外国记者听得一头雾水，追着彭德怀问个不停。
彭老总指着雨后山梁上那些玩意儿说：你瞧这些蘑菇，忽聚忽散，可哪儿都能扎根。
这话要是翻译成打仗的行话就是：我不跟你正面硬刚，我就领着你在山沟里兜圈子。
你不是肥吗？
我就把你拖瘦；你不是大吗？
我就把你磨小。
等你跑累了、队伍散了、露出破绽了，我再张嘴一口把你吞了。
没过多久，胡宗南就尝到了这苦果子有多难咽。
为了把彭德怀的主力挖出来，胡宗南那二十万大军被迫拆成了好几股。
就在他刚住进延安没几天，彭德怀的主力冷不丁在青化砭冒了头。
这可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打埋伏。
当时胡宗南手下的第31旅正急着赶路，还以为就是次平常的行军。
结果，彭德怀亲自坐镇，把口袋阵扎得死死的，旅长李纪云还没回过神来是怎么回事，人就已经被摁在地上了。
紧接着就是羊马河。
这又是一场精彩的心理博弈。
彭德怀拿一小股部队装成主力，像钓鱼似的，溜着胡宗南的大部队满山跑。
胡宗南急着报仇雪恨，一看见鱼饵，想都没想就咬了钩。
就在胡宗南的主力被溜得气喘如牛的时候，彭德怀突然把手头那五个旅——这可是他当时全部的家当——一股脑儿地砸向了落单的第135旅。
在西安的指挥所里，胡宗南接到第135旅发来的求救电报时，估计还没觉得多大事儿。
等他琢磨过味儿来，明白这是个“围点打援”的死局时，黄花菜都凉了。
四千七百号人，一个没跑掉，全报销了。
后来有个美国军事观察员复盘这场仗，给出的评价高得吓人：“这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运动歼灭战。”
三万打二十万，彭德怀非但没跑路，反倒像是赶牲口一样，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到处转。
这里头的门道就是：在整体绝对劣势的情况下，靠着两条腿拼命跑，在局部造成绝对优势。
用句老话讲就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要是说前两回也就是切个手指头，那到了1948年2月的宜川战役，那就是冲着脖子去的一刀了。
这是胡宗南这辈子赌得最大的一把，也是输得最惨的一次。
那会儿，彭德怀把宜川给围了。
胡宗南又碰上了一个要命的选择题：救，还是不救？
宜川那地方，地形险得要命，好守难攻，但也最容易被人家围点打援。
要是派兵去救，救援的队伍必须得穿过瓦子街那条窄得像线一样的峡谷。
这可是兵家大忌中的大忌。
可要是不救呢？
宜川守军那是他的心头肉，要是不管，人心就散了，蒋介石那边也没法交差。
胡宗南又一次被政治逻辑给绑架了。
他一咬牙，命令刘戡带着整编第29军，整整三万大军，火速去救宜川。
这中间有个荒唐透顶的细节，直接把国民党军队烂到根子里的毛病给抖落出来了——指挥系统简直就是个摆设。
当前线的刘戡发现西北野战军两个纵队像钳子一样夹过来，觉着苗头不对，火急火燎地发电报请求空军支援和战术指导的时候，这封关乎几万人性命的电报，竟然在西安指挥部里睡了十个钟头的大觉。
为啥？
因为参谋长正忙着跳舞呢。
你没听错，真的就是在跳舞。
几万兄弟命悬一线，指挥中枢的大佬却跑去寻欢作乐。
等他跳够了回来，回的电报就轻描淡写几个字：“别管侧翼，赶紧去解宜川的围！”
这哪是指挥失误啊，这分明就是系统性坏死。
2月28日，刘戡领着三万人，一头扎进了瓦子街那个死亡峡谷。
彭德怀早就搬着板凳在那儿等着了。
他一声令下，谷口封死，五万大军从两边的山梁上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压下来。
那一刻，瓦子街简直成了人间地狱。
远在西安的胡宗南，对着步话机歇斯底里地吼着“坚守待援”，想用他在黄埔学的那套战术来翻盘。
可在绝对的战术碾压和地形死局面前，他吼破喉咙也白搭。
整编第29军，全军覆没。
刘戡最后拔枪自尽。
消息传回来，蒋介石直接飞到了西安。
在行辕里，那个平日里最讲究风度修养的“校长”，抓起茶杯，狠狠地砸向了他最得意的门生，嘴里蹦出四个字：“丧师辱国！”
这一杯子砸下去，把胡宗南的“西北王”美梦砸得稀碎，也宣告了国民党在西北战场输了个底掉。
其实，早在1936年的山城堡，胡宗南就该看清楚彭德怀是个什么段位的对手。
那是他俩头一回交手。
那时候红军三大主力刚会师，这一仗直接关系到红军能不能在陕北立住脚。
当时张国焘还想躲着不打，彭德怀却一拍桌子：“我倒要会会这头饿狼！”
那一仗，胡宗南最精锐的一个旅被人家吃得干干净净。
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了一句：“那时候才知道，彭德怀这人，不是一般的对手。”
可惜啊，知道了也没辙。
因为彭德怀打仗，玩的不光是枪炮，更是对人心、对地形、对战场节奏那种神一样的掌控力。
1950年，胡宗南把西昌也丢了，最后只带着六个随从，灰溜溜地飞去了台湾。
到了台湾，日子更不好过。
监察院45个委员联名弹劾他，罪名是“丧师失地”。
以前的老部下气不过，想冲进监察院替老长官出气，被他硬是给拦住了。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笔烂账，想赖也赖不掉。
晚年的胡宗南，虽说头上还顶着个虚职，其实早就成了个被遗忘的边缘人。
他大儿子胡为真后来回忆说，父亲临死前那一声突然的嘶吼，是因为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没能战死在沙场上，反倒是窝窝囊囊地死在了病床上。
对于一个当兵的人来说，死在敌人枪口下那是悲壮，死在病床上那是凄凉，而背着“草包”的骂名死在病床上，那就是彻底的绝望。
直到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得不得不坐下来谈判，胡宗南才算是在心里头松了口气。
那一刻他算是想明白了，输给彭德怀，真不丢人。
如今，在阳明山竹子湖的墓园里，胡宗南那块花岗岩墓碑脸朝西北。
这对斗了一辈子的老冤家，换了种方式，永远望着那片他们曾经拼过命的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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