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革原本是国内某个关键科研领域的专家，按理说应该专心搞研究、为国家出力，但最后他却被美方拉下水，三年时间里一共泄露了20多条涉密情报，给国家带来了严重损失。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个例，现在美国在搞间谍活动时，盯得最紧的就是科研圈，尤其是那些掌握技术核心、接触保密项目的人。
有些科研人员之所以会被策反，一部分是被利益诱惑，有的则是对国家认同感不强，甚至还有人以为这是“交流合作”，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一旦跨了线就是触犯法律、危害国家安全，后果非常严重。
2012年9月的一天，张建革面对一个自称 “杰克” 的美国人，对方最终亮明底牌，告知自己的真实身份是间谍，按常理人要么气炸要么害怕，可他格外直接，第一反应就是直愣愣地追问：一趟能拿多少钱。
对方开价也干脆：每次5000美元，如果情报更关键，还有额外奖金，几句话下来，一个国家级专家的底线就被谈成了“按次结算”。
回国后，他表面上还是科研单位的骨干，白天在实验室忙工作、跟团队一起推进项目；可到了私下，他就开始干泄密的事。
他先抄下关键内容在随身小本子，再趁周围没人的时候，用手机拍好实验记录；有时还把带加密校验的报告带回家，用专用软件压缩处理后，再发给 “杰克”。
他传出去的不是一般资料，而是电磁炮相关的核心成果：材料配方、控制算法、能量供应系统的关键参数等。
这些东西来得非常不容易，是很多科研人员长期投入、反复试验、熬夜攻关才积累出来的关键数据，一旦被对手拿到，就能少走大量弯路。
钱到手后，他还自以为很谨慎，每次收到境外汇款，他会刻意分散到不同银行账户，想着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
他沉迷于数那几万美元的收入，却没意识到自己造成的损失远远更大：为了补上他泄露带来的安全漏洞和技术风险，国家不得不增加投入、重新加固体系，花出去的成本动辄上亿元资金。
殊不知当他满心欢喜清点那几万美元时，国家为了弥补他捅出的漏洞，额外投入了上亿元资金。
张建革走上那条路，并不是被威胁、被逼迫，反而是被对方用“抬举”和“好处”慢慢拉下水的，2011年他被单位派去美国访学，本来是培养科研骨干的机会。
但他刚到那边，就被美国情报人员盯上了，因为对方早就做过功课：知道他家庭条件一般，收入主要靠固定工资，也知道他正为女儿升学和未来出路发愁，压力不小。
随后一个自称“杰克”的人出现，专门以朋友和学术同行的姿态接近他，开始只是聊天，讨论研究方向，顺便夸几句中国技术，让他放松警惕。
接着待遇逐步升级：有人开豪车接送，带他去高档餐厅吃饭，还安排去看NBA比赛。
对一个常年在实验室埋头干活、生活圈子比较单一的中年科研人员来说，这些场面很容易让人飘起来，觉得自己被重视、被认可，虚荣心也在这种“特殊对待”里越撑越大。
等他习惯了这种氛围，杰克才把真正的条件摆出来：给他一份“兼职”，按小时算的报酬很高，高到能顶国内普通人一个月工资。
同时还承诺帮他全家办理海外居留身份，尤其是替他解决女儿留学和未来安排的问题，钱、身份、孩子前途，三样一起抛出来，就是要打中他的软肋。
事后他在审讯里给自己找理由，说不是为了钱，是想让孩子过得更好，但从他签下那份合作协议开始，性质就变了：他用国家机密去换个人利益，不管他说得多冠冕堂皇，本质都一样。
更关键的是，这一切并非在枪口下做出的选择，也不是被人强迫的冲动行为，而是他在清楚后果的情况下，一步步点头同意、一步步配合完成的。
没人胁迫他，没人蒙骗他，他是自己一步步走进去的，这种清醒状态下的背叛，比一时糊涂更加可怖。
2014年7月，张建革觉得自己收的钱差不多够了，想把这条路“干净收尾”，他对单位说要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按程序申请出境，还以为只要这次顺利出去，就能从此换个活法。
可他行李箱里装的并不是普通资料，而是一批最新的电磁炮实验数据，他打算带出去交给境外联系人。
这些反常点拼在一起，线索非常清晰，他早就进入了监控和核查范围，到了机场安检口，他被当场拦下。
箱子打开的一刻，事情基本就定了：用特殊墨水写下的实验参数、存着核心数据的加密U盘、以及和“杰克”约好的接头暗号，都在里面，证据链闭合，想否认也否认不了。
张建革死撑着不肯承认，称那些只是公开资料，出国也是正常学术交流，可当调查人员把通信记录、银行流水、监控录像等证据摆在面前，他再也编不下去，低头认了罪。
曾经靠专业能力吃饭的科研骨干，就这样把自己送进了深渊，2017年5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张建革有期徒刑15年，并没收全部非法所得。
庭审时他头发已白，面对家人鞠躬道歉，但损失无法追回：被他泄露的内容背后是长期国防科研投入，时间和代价都不是一句悔过能补回来的，他自己的人生也被彻底改写。
张建革这件事说明，很多境外情报渗透并不靠威胁恐吓，而是抓住人的软肋和欲望，用金钱、前途、身份之类的诱惑一步步推进，门是你亲手打开的，而一旦开启，便再也无法合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