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中日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再次爆发了“唇枪舌战”，日本代表再次表达想当常任理事国的意愿，中方代表傅聪大使当场回怼，日本根本没有资格。
而在这场口水战爆发的前几天，日本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件事，那么，中方再次重申日本没资格日常释放了哪些信号？日本又宣布了什么大事？
日本对“入常”这件事并不陌，2004年前后，日本拉上德国、印度、巴西凑了个四国集团，想用“打包方案”把常任席位一起推进，听起来很热闹，实际操作像在“拥挤地铁里插队”，谁都不想让。
反对力量当时就很现实，中国、韩国、朝鲜对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核心点不在“日本有钱没钱”，而在“日本对历史怎么交代”。
印度那边也没能靠“人口和贡献”自动通关，巴基斯坦直接反对印度，巴西也遇到地区邻国的疑虑，墨西哥和阿根廷不愿让巴西在拉美“坐大”。
欧洲内部也不消停，意大利、韩国、墨西哥等国还组织了一个专门反对扩充常任理事国的阵营，外号叫“咖啡俱乐部”，意思很直白：坐下来喝咖啡可以，别急着加椅子。
美国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华盛顿在口头上经常对日本说好话，毕竟盟友关系摆在那，可一谈到常任理事国最核心的权力，也就是否决权，美国就变得谨慎了。
支持你进来可以，别把“按下否决键”的手也配齐，这种算盘各国都看得懂，结果也不意外，方案没凑够联大需要的高门槛票数，最后成了废案。
2006到2007年，日本又调整策略，更多去争取英美等国表态，比如2007年1月，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公开支持日本“占据应有的位置”。
但这种支持更像“礼节性鼓掌”，解决不了根子问题，你周边国家不信你，你的历史账没算清，你的政治承诺缺少稳定锚点。
安理会席位本质上是“长期信任合约”，不是“年度评优奖状”，日本在外交层面越努力，历史议题越绕不过去，谈判桌就越容易卡壳。
这一点也解释了2026年这次交锋为什么声量这么大，日本把入常当成“国家正常升级”，中方把它看作“资格审查”，两边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一个谈地位，一个谈底线，自然就对上了。
中方这次为什么用“没资格”这种重话？傅聪大使的逻辑并不复杂：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法理基础来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国际秩序。
常任理事国不只是“大国俱乐部”，更是“战后秩序的守门人”，你要当守门人，起码得承认门是怎么建起来的。
但问题在于，日本国内一些政治动作，长期给国际社会一种感觉：它不是在认真反省，而是在反复“试探底线”。
最典型的符号就是靖国神社，这里供奉的并不只是普通阵亡者，还包括二战甲级战犯，对周边国家来说，这不是私人祭奠，这是公共政治信号，像把历史的伤疤当成勋章展示。
近两年的动向又让这种担忧更具体，202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0周年节点，多名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首相石破茂还通过代理人供奉祭祀费。
到了2026年2月9日，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又公开说要“营造能够参拜靖国神社的环境”。
这类话的杀伤力在于，它不需要你真的走进去，国际社会只要听到“要把参拜变成更方便的事”，就会下意识问一句：你到底想向谁证明什么？
中方的回应也围绕这个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当时曾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这种表述不是为了吵架，而是在强调一个规则：历史问题不处理好，政治信用就立不住，尤其2026年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个时间点本身就会放大“你对战后秩序的态度”。
更麻烦的是，历史不只在外交场合出现，它还会被写进教科书，变成下一代的“默认常识”。
从2025年4月开始启用的一批日本教材，引发外界持续关注，覆盖率接近80%的几家教材里，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出现了模糊化倾向。
比如把“南京大屠杀”弱化成“南京事件”，用“很多平民被杀”这种被动句式，却不讲加害者是谁，对受害人数也反复强调“无定论”，“慰安妇”问题则被淡化为“受到动员”、“在战地被迫工作”，关键性质被轻轻带过。
这种写法的影响不在于某个词，而在于它制造了一种“历史雾化”，雾气一大，责任就小，责任一小，反省就变成可选项。
日本国内也有人看到了风险，比如民间团体“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就警告，年轻人对战争的了解越来越少，甚至有人觉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
而现在，历史问题还没收尾，日本国内的安全政策又在往更硬的方向走，信任本来就不够，现在还要加速“去约束化”，阻力只会更大。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份工作，说白了就是在最敏感的国际安全议题上“拿得稳、压得住”，人们看一个候选国，不只看经济体量，还看它的安全理念是不是可预测、可克制、可被约束。
2026年2月，日本政坛释放的信号很清晰：修宪进程要提速，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选举获胜后，迅速提出要把自卫队写入宪法，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也被报道已达成共识，计划在2026年提交修宪议案。
宪法第九条的意义，国际社会太熟了：日本放弃战争权，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它是战后日本“和平国家形象”的核心支柱，也是周边国家对日本保持基本信心的重要原因。
现在如果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再配合自民党2012年修宪草案里提出的“国防军”设想，外界自然会联想到一个问题，日本是不是要从“自卫队”走向“正规军队”？“专守防卫”是不是会被架空？
这种担忧并不只来自周边国家媒体，日本国内学者青井未帆就提出“脱轨”风险，《朝日新闻》社论也强调，修宪需要广泛共识，不能靠议会优势硬推。
一些欧洲媒体也关注到高市政府可能采取渐进方式提高防务开支，韩国媒体的判断更直接，认为日本正迈出成为“能战之国”的关键一步。
把这些放到“入常”语境里看，就会出现一种尴尬的对照：日本对外说自己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想要更大国际话语权，对内却在推动降低军事约束的制度性门槛。
这也是中方“没资格”背后的现实逻辑,资格不是一句话评出来的，而是由行为记录堆出来的。
对中国而言，反对日本入常并非针对日本人民，也不等于否定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贡献，而是强调一个底线：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不能被含糊处理，历史问题不能被包装成“翻篇”，军事松绑不能被说成“正常化”。
日本想入常，技术层面的谈判可以继续，政治层面的信任却绕不过历史这一关，中方的回怼看似强硬，本质是在提醒联合国一个常识：席位越高，门槛越要硬。
把历史讲清楚，把制度约束守住，把和平承诺落到行动里，日本才有可能把“想要”变成“被认可”。
安理会改革谈的是席位，考的是信用，最后拼的还是谁更像一个能守规则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