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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实习生陈俊康 报道

马年新春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去，又一位七国集团（G7）领导人即将开启访华行程。

2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德国总理默茨将于2月25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不仅是默茨就任总理后的首次中国之行，更被视为观察中德关系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重回务实、稳健发展轨道的关键节点。

据央视新闻，就在启程前夕，默茨2月1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X送上马年新春祝福。他表示，当前中国和亚洲许多地区正在庆祝马年新年的开始，愿马年“为德中关系注入力量，注入新动力”。这份特意选在中国农历正月发出的祝福，既表达了对东道主文化的尊重，也为即将展开的访问增添了一抹温情。

对于此次访问，中德双方均给予高度关注与重视。据中国外交部消息，2月14日，正在德国出席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便已为此次高层互动提前铺路。王毅表示，中德加强合作是基于两国现实需求的战略选择，愿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水平。

默茨在会见王毅时也予以积极回应。他强调，德中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支持者，应该抓住机遇，挖掘潜力，深化合作。德国一贯反对保护主义，倡导自由贸易，鼓励德国企业加大对华投资合作。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德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默茨此访究竟蕴含怎样的战略深意？他上任以来对华政策呈现出何种特征？在跨大西洋关系持续调整的背景下，中欧关系近期又出现了哪些新动向？针对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近日专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

崔洪建指出，此次访华对默茨而言，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对表”机会。这不仅能帮助他更真实、立体地感知中国的发展实际，也有助于消除可能存在的偏见与误解。他进一步分析，如果默茨此行能够推动中德关系回归理性务实的轨道，不仅将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共同发展的空间，更将为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预期。

此次随行的经贸代表团规模之庞大、阵容之豪华，也从侧面印证了德方对此次访问的期待。据悉，代表团成员超过200人，不仅囊括了大众、西门子、巴斯夫等德国传统工业巨头，还汇聚了大量来自新能源、数字经济领域的中小企业。在崔洪建看来，这一阵容清晰传递出德国经济界的强烈信号：无论国际政治风向如何变化，深化对华经贸合作始终是德国企业界的核心诉求与理性选择。

事实上，中德经贸关系的韧性在数据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对华贸易额达2530亿欧元，同比增长约2.7%。而同年德国与美国贸易额为2416亿欧元，同比下降4.4%。回溯过往，从2016年至2023年，中国曾连续多年保持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4年美国短暂反超后，2025年中国又重回这一位置。

崔洪建对此表示，中德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德国连续多年稳居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如此深厚的共同利益基础，决定了双方都无法忽视双边关系的分量。默茨此次顺应经济界呼声，将深化经贸合作列为首要议程，恰恰体现了中德关系以经贸合作为“压舱石”的现实逻辑。

他强调，稳定中德关系不仅关乎两国自身利益，更对整个中欧合作具有引领和示范效应。当前，欧洲正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传统优势产业遭遇瓶颈，而中国坚持自由贸易、扩大改革开放的政策信号，对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欧洲国家而言，无疑是重要的信心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默茨此访既是对双边关系的再校准，也是中欧两大力量在全球变局中寻求共识与合作的缩影。

《21世纪》：你刚刚从慕尼黑安全会议回来。今年在那里有什么突出感受？

崔洪建：今年慕安会受关注，主要源于去年美国副总统万斯对欧洲的全面批评。过去一年，欧洲暗中准备对此予以回应。今年会议的主题报告将美国描绘成对国际秩序的主要破坏性力量。两届慕安会恰好构成欧美政治交锋的一个周期。

今年议程变化显著。首先，欧洲正试图摆脱历来将慕安会营造成“欧美主场”的惯性束缚，更迫切地想找到“欧洲视角”，尽管刚刚起步，但已经显露出欧美关系正进入新阶段。其次，会场的主导议程是欧洲试图动员各方力量来适应美国带来的冲击。当然，欧洲对美国的心理惯性依然存在：既不愿接受美国指责，又想为自主做准备，同时仍寻求修复并“维护欧美关系韧性”。毕竟现实中，欧洲许多方面仍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今年王毅外长率团出席。我的观察是，受此前中美元首会晤氛围影响，双方都释放出继续改善关系的意愿，美方高官也在一些场合重申其对华“不搞集团对抗”、希望和中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立场。此外，会议还广泛涉及地区冲突、能源及关键原材料供应、AI和气候变化等多领域。

《21世纪》：慕安会报告直指美国已成为国际秩序“最引人注目的破坏者”，这是否意味着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裂痕正不断加深？在此背景下，欧洲是否开始更多将中国视为“解决方案”而非单纯“挑战”？

崔洪建：所谓新阶段，意味着欧美关系很难回到过去。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盟友关系正在变化。首先，美国已不再将欧洲作为优先考虑对象。从美国新战略看，欧洲已退居第三。同时，欧洲在面对与美国的矛盾时也不再遮掩或一味妥协，而是开始寻求反制，双方关系进入一种博弈状态。这是欧美关系新阶段的重要特征。

过去，欧洲通过与美国合作参与世界事务。未来，欧洲可能更独立地发展与其它“中等强国”、中国以及全球南方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欧洲对中国的视角也在变化。过去基于欧美共同立场，欧洲在诸多问题上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现在，欧洲发现美国对其构成的挑战正在上升。无论在大国关系还是经济安全层面，他们都在尝试寻找更平衡、多元的外交空间。中国这些年展现的建设性和稳定性，欧洲人是看在眼里的。

因此，今后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安全问题上，欧洲必须认真与中国接触。无论他们现在对中国有何看法，至少在理性上已明确认识到，许多问题的解决离开中国无法达成有效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从他们基于欧美共同体视角下的某种挑战，逐渐成为不仅是欧洲、也是整个世界寻求解决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1世纪》：近期西方国家领导人密集访华，包括英国首相、法国总统等，德外长去年底已先行访华铺路。你认为这些高层互动释放哪些关键信号？对中欧关系整体走势，尤其是经贸合作稳定性，有何影响？

崔洪建：从去年下半年至今，中欧高层互动确实比较频繁。原因有三：一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双边关系保持经常性接触的稳定性；二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方释放进一步开放市场、提升内需等积极信号。当前欧洲国家受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冲击，对外部市场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需求上升，中国坚持自由贸易和改革开放对他们具有鼓舞作用。三是地缘政治因素。近年来年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美国率先拆解国际秩序，欧洲国家深受其苦。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始终释放稳定政策信号，同时不断寻求多边主义合作。这种姿态更能赢得欧洲国家信任，他们愿意与中国对话交流，在当前动荡交织的形势下为自己找到更多信心和空间。

《21世纪》：德国总理默茨即将率超200人大型经济代表团访华，涵盖大众、西门子、巴斯夫等传统巨头及众多新能源、数字经济中小企业。你如何评估此次访问的战略意义和时机？是否标志着中德关系出现务实回暖新动态？

崔洪建：从代表团构成看，德国主要关注经济议题。毕竟中德是重要贸易伙伴，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伙伴，中德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超三分之一。双方都无法忽视如此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

此次是默茨任内首次访华。中方当然希望借此明确未来一段时期中德关系的大方向：双方应坚持伙伴关系定位，提高积极性和合作面，而非刻意放大分歧。在经历一番周折后，如果德方能真正认识到中方对发展中德关系的诚意，同时能把握好政治底线，中德关系就可以发展得更稳定扎实。

《21世纪》：默茨执政以来，德国对华政策在哪些方面出现重点调整？与朔尔茨政府相比，在经济合作、地缘政治定位上有哪些明显延续或变化？

崔洪建：默茨上台时给自己确定的目标，是相较于其前任要体现出更明确立场和更有力度的政策。在对外政策上他有两个首要目标，一是借俄乌冲突成为欧洲的“领导力量”，二是维持对美关系。但尽快带领德国走出经济衰退并在移民问题上减少来自选择党的压力，是默茨政府更为优先的内政目标。

尽管对华关系不是默茨政府的最优先事项，但在遭遇美国加征关税和调整安全战略的冲击后，处理好对华关系的紧迫性上升。默茨在慕安会上表示，由于中国有长期明确的发展目标，因此已成长为世界强国。希望默茨能将他的对华首访当做更真实全面地认识中国、消除偏见和误解的宝贵机会。

《21世纪》：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2023-2024年连续两年经济萎缩，2025年增长近乎停滞，默茨承诺的“改革之秋”效果尚未充分显现。你如何评价默茨推动的经济改革最突出特点？德国经济2026年前景如何？

崔洪建：默茨上台时，德国经济处于连续衰退的困境。尽管他希望以右翼政党比较擅长的减税、刺激投资等方式来解困，但本届德国政府仍是左右翼共治的格局，在财政政策和投资方向上，默茨仍受到来自左翼执政伙伴的掣肘。同时，在当前经济转型期，德国传统优势行业如汽车等的优势正在下降，甚至成为负担，同时向新能源和数字化转型又面临资金、人才和创新环境不足的困境。因此其刺激增长的措施从目前来看成效有限。

尽管默茨政府强调出于援乌和防务自强的需要，军工领域发展可能带来新刺激，但将经济重点放在军工领域存在巨大风险。毕竟德国国防政策不具有完全独立性，军事工业能力与政策自主性需求矛盾依然很大。短期看，默茨政府经济问题尚未妥善解决，这也是其政党支持率落后于主要反对党的原因。

《21世纪》：展望中长期，中德关系能在推动中欧整体合作中发挥何种独特引领作用？有哪些具体领域值得双方优先推进，以实现互利共赢并对冲全球不确定性？

崔洪建：中德关系要回到正常稳定轨道，需集中精力做好几件事：

首先，双方需回归并保持合作初心，再次确认彼此是利益关联的重要伙伴。只有确定了方向，双方在处理分歧和摩擦时才有充分的互信基础和良好的对话空间。

其次，需强调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中德历史文化和政治存在差异，经贸合作产生的共同利益能淡化或搁置这些分歧，让双方找到共同点。经贸合作应尽快回到双方关系的首要议程上，避免被政治化、泛安全化带偏。

第三，需进一步释放合作潜能。德国经济正处于艰难的转型升级期，传统优势行业受到冲击。如何让传统产业走出困境，实现升级换代，双方在此领域有很多合作可能，而不必一概视为新旧产业之间的竞争。德国传统优势产业若能良好转化，仍具竞争力。双方应本着互利原则，相互学习包容。

若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德关系对中欧关系的积极作用会进一步体现。中德经贸密切程度在中欧之间首屈一指，总量大、质量高。只要中德经贸合作稳定，中欧经贸合作的半壁江山就能稳固下来。

如果中德能很好解决产业竞争或贸易摩擦问题，就能为整个中欧关系带来积极推动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