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浙江龙港的“大部制、扁平化”改革，到四川绵阳的“大科室制”探索，一场关于市县治理体系的重构正在悄然展开。这些改革的背后，直指一个核心问题：传统的行政层级设置，是否还能适应现代城市治理的需求？
笔者建议将县/县级市乃至地级市的政府部门“局”统一改为“科”， “科”以下不再设立更小的部门。这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化，更是为市县城市治理变革做好制度准备的关键一步。
一、为什么需要“局”改“科”？
当前，市县级政府机构设置存在一个普遍问题：机构冗杂、职能交叉、层级过多。
以某市司法局为例，改革前内设18个科室，平均编制仅3.1人，“一人科”“两人科”多达5个。这种过细的分工导致什么结果？科室之间忙闲不均、职责边界模糊、推诿扯皮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
层级越多，信息衰减越严重；科室越细，协调成本越高昂。
“局”改“科”的核心逻辑，不是简单的名称替换，而是通过减少行政层级，实现组织的扁平化。当“局”变为“科”，原有的“局—科—股”三层架构就被压缩为“科—经办人员”两层架构，决策与执行的距离大幅缩短。
二、这类改革已有先行者
事实上，笔者的这个建议并非空想。多地已经开始了类似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川绵阳市司法局将原有的18个科室和2个事业单位整合为10个大科室，整合率达50%，彻底解决了“一人科”“两人科”问题。改革后，中层干部平均年龄下降5岁，局机关干部平均年龄从52岁降至45岁，持证人员从23人增长至40人。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原有的19个业务科室、13个事业单位整合成7个团队，将270项事务流程细分至130项行政权力事项“树状图”。改革后，项目审批提速30%以上，企业时间成本缩短57%。
这些改革证明机构“瘦身”不等于效能“缩水”，反而可能带来效率的倍增。
三、“局”改“科”的具体构想
基于上述改革经验，笔者对“局”改“科”提出以下具体构想：
第一层级：政府部门统一称“科”，而非“局”
将县/县级市乃至地级市的政府部门名称从“XX局”统一改为“XX科”。例如，“教育局”改为“教育科”，“卫健局”改为“卫生健康科”。
这不仅是名称变化，更是定位调整：“科”意味着执行层，而非决策层。市县部门的主要职责应是执行上级政策、服务基层群众，而非自我繁衍。
第二层级：“科”以下不再设立更小部门
现有“科”下面的“股”或“室”一律撤销。每个“科”按照业务板块划分为若干岗位，实行岗位责任制，而非科室负责制。
绵阳市司法局推行的大科室制提供了有益借鉴：按照“小并大”模块化运行模式，将职责交叉、职能相近的科室予以整合，职能弱化、职责单一的予以合并，最终形成功能明确的业务板块。
四、改革需要警惕什么？
当然，“局”改“科”并非简单的一减了之，需要警惕几个问题：
警惕“上下不对口”带来的衔接困境
历史上，陕西黄龙县和湖北随州的机构改革都曾遭遇过类似尴尬，上级部门找不到对口单位，导致开会不通知、文件不下发、资金不再下拨。几年后，不少机构不得不恢复原样。
因此，“局”改“科”需要省、市、县三级联动推进，在机构名称调整的同时，明确上下对应关系，确保政令畅通。
警惕“编制减了、人员没减”的隐性膨胀
有地方改革后虽然减了编制，但工作人员数量并未缩减，甚至出现了超编的情况。更要警惕的是，正式编制减少了，编外人员却增加了，财政负担不降反升。
改革必须坚持“编内编外一盘棋”的思路，真正实现人员精简、效能提升。
警惕“一个部门对应十几个上级”的尴尬
广东顺德区大部制改革后，某个部门因同时涵盖多个职能，到年底需要对应14个省级部门分别写14份总结报告，导致秘书科人手一度增加到9人。
这提醒我们，“局”改“科”需要同步推进业务流程再造和信息共享机制，避免把物理整合等同于“化学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