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深秋，陈毅陪同周恩来结束了一次外事访问，飞机降落在南苑机场时，两位老战友并肩而立，谈到的却已不再是国际形势，而是党内弥漫的“激进空气”。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股风两年后会以抓捕陈毅的方式汹涌扑来。
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中，陈毅是出了名的“有话就说”。从“淞沪鏖兵”到“淮海鏖战”，他向来把直率视作坦荡的勋章。1966年5月，运动骤然开始，他误以为是扩大版“整风”，不但带头在外交部作自我批评，还鼓励年轻干部“放手鸣放”。然而浪潮很快失控，口号从“革命无罪”演变为“打倒一切”，陈毅这才察觉事态蹊跷。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格外沉闷，许多人坐在台下噤若寒蝉。陈毅起身后没绕弯，开门见山：“见到问题不讲，良心难安！”话音落地，空气像结了冰。几句“顽强地表现自己”传到会场外，一夜之间传单飞满北京城，“外交部长顶牛中央”的标签贴在了他身上。
十二月，西花厅灯光彻夜亮着。周恩来把陈毅请来，直言希望他少讲话，“外交这条线不能再添乱。”灯下，陈毅抬眼看着这位多年的同袍，忍住冲动，只答了声：“听你的。”这份克制维系了短暂平静，却没能挡住更大的风暴。
进入1967年夏，外交部门前的喇叭日夜嘶喊，“揪出陈毅”的标语铺天盖地。7月15日午后，造反派高呼口号冲进办公楼，陈毅被警卫塞进一间小会议室。厚重的木门外，人群声浪仿佛锤击。陈毅拍桌怒喝：“老子出去，让他们抓！”四十分钟里，他试图三次推门，都被死死拦住。
夜色降临，周恩来得知情况，立即调车赶往大会堂，将陈毅悄悄转移。安顿好好友后，他又在另一厅接见闹事者。有人嚷道：“不见到陈毅，绝不罢休！”周恩来面沉如铁，厉声回应：“再闹，你们先从我身上踏过去。”会场霎时鸦雀无声。周恩来转身离去，脚步急促却稳健，守在门口的警卫后来回忆，那一刻仿佛看见他双鬓白发都在颤抖。
稳住外交口径只是权宜之计。到1967年冬，陈毅被“疏散”到郊外疗养，名义上是静养，实则隔离风波。无数战场淬炼出的豪气，此时被尘封在一件灰呢大衣里。偶尔闲步园中，陈毅翻阅外电报道，念到“敏感词”时仍禁不住拍案。身旁医护悄声劝：“首长，别动气。”他却自嘲说：“老兵不死，钢刀也要锈了吗？”
1969年“九大”召开，毛泽东提名陈毅进中央委员名单。消息传到石家庄，简陋病房里的人只是笑：“风向变了？那就趁风回城，干活。”可大会落幕后，他依旧无职在身，空挂委员之名。对外交战线来说，少了这位沙场元帅，谈判桌上的锋芒顿失一角。
1971年1月，医生诊断为结肠癌。化疗让这位七十岁老人消瘦得只剩棱角。清晨病房窗外，有护士掀开窗帘，远处的雪光映进来，陈毅凝望良久，轻声念叨：“雪里行军情更迫。”他把病榻当战场，坚持批阅文件，直到笔尖都握不稳。
那年五一，中南海特批用担架把他抬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走过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身体怎样？”陈毅挤出一句：“好了。”风很大，话音飘远，主席却听得分明，只点点头。
十一月，手术后并发症接踵而至，体温常在三十九度以上。伴随高烧，神志模糊时，他口中仍念着“路线斗争”。周恩来深夜前来探视，握手告别时，他的手背滚烫。医生告诉总理：“恐怕是回光返照。”当夜，病房灯光未熄。
1972年1月6日23时55分，心电图划出最后一道平线。周恩来批示：丧事从简，军委主持。八宝山追悼会那天，北京零下七度。下午两点，毛泽东忽然决定前往。工作人员愕然，临时调车。车门关合瞬间，毛泽东轻叹：“井冈山少一个人了。”
会场肃穆，黑纱别在他的大衣袖口。扶灵曲响起，毛泽东步履缓慢，停在灵柩前凝视许久，才低声道：“陈毅同志是好同志。”语气平静，却仿佛击石流火。站在灵堂角落的老兵们红了眼眶，他们知道，这不仅是一个元帅的谢幕，更是一个时代的余音。
历经风雨的陈毅，曾在炮火中挺身指挥十万大军，也曾在喇叭声里孤身硬扛诬蔑。有人说他“性烈如火”，也有人批他“口无遮拦”，但无论历史怎样评说，那句“我出去，让他们揪”已写进了风骨。周恩来的一声怒斥，则定格成1967年的斑斓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