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的一天，北京一间并不宽敞的会客厅里灯光柔和。几位外宾举杯寒暄，主人一边翻译一边笑语不断。就在这时，已经年过花甲的廖承志忽然朝门口一指，对对面的爱人说了句：“阿普，你看谁来了？”话音刚落，妻子经普椿下意识回头，却只看到门外空空如也。等她再转回来，桌上的一块肉已经悄悄“失踪”，廖承志若无其事地说：“我吃的是白葱。”这一幕，看似只是病中老人小小的“调皮”，背后却藏着一段从枪林弹雨里走来的情分，也牵出一个满门英烈的家族故事。
有意思的是，这样轻松的场景，与廖家多次面对生死抉择的经历放在一起，对比极为鲜明。要看懂这句玩笑有多难得，只能从几十年前的血雨腥风讲起。
一、从枪声中走出的两个家庭
时间往前推回到1925年夏天。8月20日，广州东园门前枪声响起，年仅46岁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倒在血泊之中。枪击之前，他刚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完会议，是以孙中山“左臂右膀”著称的重要人物。刺杀案震动全国，他的夫人何香凝忍着丧夫之痛，当即站出来痛斥制造分裂和清党阴谋的反动势力，坚定选择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那时，廖家的儿女还很年轻。长女廖梦醒在1931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委托负责宋庆龄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工作，奔走在租界与秘密联络点之间，为妇女运动和统战工作忙碌不已。她的丈夫李少石，同样是共产党人，曾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在重庆担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他在从市区返回红岩村的途中遭枪击牺牲，年仅三十多岁。这些信息在当年的党内文件和公开史料中都有明确记载，绝非夸张渲染。
与女儿在城市里周旋不同，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则从青年时期就被寄予“承父之志”的期待。1908年4月，他出生于东京，取名“承志”，含义十分直接——承继志向。到20岁时，他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德国、苏联、荷兰等地从事国际工运和海员组织工作。这条路既是理想选择，也是危险之途，尤其在1920—1930年代的上海，更是一步踏错就可能失去生命。
与廖家相距不远的，是另一户文化人家。经亨颐，这位从日本学成归国的教育家和书画家，曾先后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又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经家的女儿经普椿，自幼成长在书香与画案之间，家教严格，性情安静，却也见惯了世道变迁。这样的背景，为她后来做出的种种选择，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家庭的命运，原本只在文化、教育圈有所交集，却因战争与革命，被推到同一条险象环生的道路上。
二、上海暗夜中的相遇与试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法国巴黎时，已经年近五旬的何香凝第一时间放下手头事务，收拾行李赶回国内。她在上海组织妇女成立慰劳队、救护队和难民救济队，联合宋庆龄、经亨颐等人发起募捐，为抗日活动奔忙不休。那时的上海，既是金融与文化中心，也是各路势力暗中角力的战场。
1932年，廖承志奉命回国，在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他的活动范围，几乎与敌特的监视网重叠。为了避免牵连亲人，他始终没有回母亲身边居住，只在极为谨慎的安排下偶尔回去看看。每一次出入，他都要化装、绕路，再三确认没有尾巴。
某天傍晚，他难得回到母亲住处，推门进屋时，却意外在客厅里看见了一位年轻姑娘。姑娘落落大方，衣着素雅，正陪何香凝说话。这位姑娘就是经普椿，是按照父亲经亨颐的吩咐，上门看望这位孤身在沪的老朋友。两家相识已久，经亨颐得知何香凝寡居、儿女多在外地，常叮嘱女儿多去照应。
就在这一刻，何香凝迅速做了个决定。她笑着介绍：“这是我的侄儿，来看我就走。”寥寥数语，把真正关系轻轻遮掩过去。经普椿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很快离开，没有多问。那时的她并不知道，这位看上去儒雅斯文、穿着长衫的“侄儿”，就是廖仲恺的独子，是日后名闻天下的廖承志。
试想一下，在那样的时代，亲生母子见面还要假装“亲戚”，这并不夸张。上海白色恐怖高压之下，哪怕一句随口的介绍，都可能成为情报线索。正因为如此，何香凝宁可让熟人误会，也咬牙守住秘密。
几个月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逮捕打破了表面的平静。1933年3月28日，廖承志在前往山西路五福弄参加会议的途中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当局拘捕。抓捕者试图从他口中撬出更多信息，他则故作顺从，提出愿意“带路抓人”，提出先去“亲戚家”确认情况。
当天深夜，经家父女被楼下的喧闹声惊醒。经普椿随父亲匆匆上楼，只见客厅里灯光刺眼，几名警察在翻箱倒柜。让她震住的是另一道身影——上次见过的那位青年，此刻双手戴着手铐，嘴角挂血，衣衫狼狈，却仍站得笔直。文质彬彬的形象早已不复存在，换成一种近乎倔强的冷静。
敌人一无所获，只能把廖承志押走。等脚步声渐远，何香凝才轻声开口：“经先生，对不起，之前一直没有说。刚才那人是我儿子承志，小时候胖乎乎的，叫他肥仔。他冒险来，是想让我知道他已经被捕，得设法向外面传消息。”
这一番话，让经家父女恍然大悟。短短两次见面，前后反差极大，却也把经普椿的注意力牢牢抓住。不得不说，对于刚进入青春年华的女子而言，一个在枪口下依然镇定、宁愿暴露亲缘也要传递信号的青年，确实容易让人铭记。
第二天，也就是1933年3月29日，何香凝立即通电全国，公开声明：“小儿廖承志在沪，昨晚被外国捕房拘捕，但未悉拘在何处，余愿与儿共留囹圄，惟不愿留外国囹圄，要求解往华界，请查示复。”这一通电迅速引来社会各界关注，宋庆龄、蔡元培、经亨颐等人纷纷出面营救。何香凝拖着病体，亲自前往有关部门交涉，多方奔走。
在多方压力之下，廖承志被关押数日后获释。此事在当年报刊与回忆录中有相当清晰的记载。可以说，如果没有那一次“假装带路”的安排，外界很难及时知晓他的下落，这样的营救行动也就无从谈起。
三、“等我两年”的约定与香港婚礼
出狱之后，廖承志在上海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这段日子里，他一边继续秘密工作，一边与经普椿有了更多接触。经普椿常来何香凝家帮忙，照料这位身体欠佳的长辈。两人在茶桌旁、书房内、画案边，一来二去交流渐多，一个擅长组织工作、思路敏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性格坚韧温和。很快，两颗心在不知不觉间靠得越来越近。
不过，1933年的中国并没有给他们太多悠闲的时间。那一年秋天之前，廖承志接到组织指示，需要前往中央苏区，参加红军工作。这意味着，他必须离开上海，离开母亲，也离开刚刚萌芽的感情。党内任务与个人情感摆在一起，多数人不会有第二种选择，他也不例外。
临行前，他留下一封并不长的信，几乎可以背下来：“如果你真正爱我，请再等我两年。”在今天看来，这句话浪漫得近乎简单，但放在1933年的背景里，分量极重。红军将要面临围剿，中央苏区命运未卜，两个年头能否活着回来，没有人敢打包票。要求对方等待，既是信任，也是无言的考验。
经普椿并没有太多犹豫，选择接受这份等待。她依旧频繁出入何香凝家，一边照顾长辈，一边默默关注苏区与红军的消息。那时候的等待，大多是“石沉大海”式的沉默，几个月甚至几年收不到信，情况很常见。她却足足等了四年。
1933年9月，廖承志到达川陕苏区，先后担任川陕省委常委、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参加了长征中部分路段的工作，还负责党报、党刊和通讯社的宣传事务。长征始于1934年10月，结束于1936年10月，这段时间里，他的足迹几乎与红军西征路线重合。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些翻雪山、过草地的日子里，他无暇去回想上海的小楼和画室，只能把那句“等我两年”压在心底。
时间来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7月的卢沟桥枪声、8月的淞沪会战，使得上海逐渐陷入战火。何香凝在上海发起“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动员大量妇女参与慰问、救护和宣传，已近花甲之年的她奔波在各类活动现场。就在同一年，久未露面的廖承志从战区回到上海，短暂探望母亲和经普椿。
这一回见面，两人的关系明显比以前更近一步。有一次，廖承志提议给经普椿画一幅像。画案摆好，他认真地一笔一划描摹，屋里十分安静，只听得到笔尖在纸上的摩擦声。画完后，他放下笔，半带玩笑地问：“像吗？送给你做纪念。”经普椿轻声道谢，他却反过来笑着说：“我才该谢谢你。每天来照顾我母亲，还得谢谢那几位巡捕大人，如果不是当年他们抓我、关我，我又怎么有机会认识天天在我家的这位阿普呢。”
这番带着幽默的话，让气氛顿时轻松起来，也暴露了他性格里并不刻板的一面。与年轻时在秘密会议上的严谨相比，眼前的他显得更像一个普通青年，只不过背后背负的，是更复杂的使命。
不久之后，他再次离开上海，开始新的工作。1938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安排，他出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负责南方地区的统战与联络工作，同时兼管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的事务。香港在抗战时期是重要的国际窗口，也是情报与宣传活动的关键节点之一。廖承志在这里，既要与港澳侨界交往，又要与国内多个根据地协调联络，任务十分繁重。
同一年，上海沦陷，日军的入城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何香凝经过考虑，决定迁居香港。临行前，经普椿照例上门告别。还没开口，何香凝便先拿出一张船票，随口说：“正想派人去找你，我已经买好了船票，明天动身，你就做我的护士，一起去香港。”就这样，经普椿以“护理”身份登上了前往香港的客轮。
1938年1月11日，在香港未理臣三堡的一处住所中，亲友在简朴的环境里见证了一场婚礼。证婚人里，有宋庆龄，也有潘汉年等中共和民主人士代表。战火背景下的婚礼，谈不上奢华，只是简单的仪式和合影，但对当事人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安宁时刻。这一天，距离那句“等我两年”的约定，已经过去了超过四年。
婚后，经普椿正式参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协助廖承志处理联络、机要和统战事务。何香凝、廖梦醒、李少石，包括经家父女，都在各自岗位上为抗战与革命奔波。多重亲缘与共同信念交织在一起，使这个圈子看上去格外紧密。
抗战后期的局势并不平静。1942年5月，廖承志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国共关系背景下，再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具体过程在多种回忆资料中都有提及，这里不作延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被捕时间跨度不短，经普椿一方面照顾老人、孩子，另一方面四处奔走营救，承担起极为沉重的家庭与社会责任。直到1946年，他才在多方努力下获释，转道重庆、南京等地，最终与家人团聚。
两人重逢时，据家属回忆，只是一个紧紧的拥抱，没有太多言语。毕竟经历过几次生死分离，夸张的话已经显得多余。
四、侨务岁月中的“顽皮病人”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当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众多从战争中走出的老同志都明白，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此后，廖承志进入国家机构工作，先后担任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重点抓海外华侨和港澳地区的工作。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多个关键节点上，他围绕侨务与统战，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事情，包括联系旅日、旅欧华侨，推动港澳进步力量的团结等，这些在公开史料中都有记录。
经普椿则长期作为他的助手与支持者，同样在侨务和对外接待中承担了不少工作，只是名字往往隐在公文之后，很少被放大。两人一文一武，既是夫妻，也是并肩同事。
然而，年轻时几次入狱、长期过劳工作留下的病根，在中年以后逐渐显现。廖承志的身体状况到了1970年代已经大不如前，有心脏和多种慢性疾病，医生屡次叮嘱要严格控制饮食，尤其要少油少荤，还要戒烟。对一个从小爱吃肉、口味偏重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折磨”。
住院期间，廖承志接受过手术，恢复期相当漫长。经普椿几乎寸步不离，照看得十分严密，连他是否多吃了几片荤菜都铭记在心。有时她会反复向医生确认注意事项，然后再耐心地、一遍遍劝他自律。外人看来，这有些“管得太严”，但知道底细的人明白，她是实在担心他挺不过去。
那次宴请外宾发生的“白葱”一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在正式场合，桌上菜色丰富，外宾频频举杯，主人很难只挑清淡菜吃。经普椿对丈夫的饮食盯得很紧，只要他拿筷子去夹满是肥肉的菜，马上用眼神示意，甚至轻轻摇头。廖承志心里明白，却也有点嘴馋，于是“出招”指着门口说：“阿普，你看谁来了？”等她回头，他迅速夹起一块肉送入口中，咀嚼完还认真解释：“我吃的是白葱。”
这种带点孩子气的“狡辩”，在经历过长征、囚禁、谈判、外事风浪的人身上，显得有些出人意料。但也正因如此，格外让人记得住。经普椿面对这种“偷嘴”，多半也只是无奈一笑，真正的生气很难持续，对方毕竟是相伴数十年的老战友。
遗憾的是，廖承志劳累过度、旧疾缠身，终究没能扭转身体日益衰弱的趋势。1983年6月10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消息传出后，许多曾与他共事或受其帮助的华侨、港澳人士发来悼电，以各自方式表达哀思，这在当时的报刊上有较详尽的记录。
经普椿面对丈夫的离去，悲痛之情可想而知。有家人回忆，她在灵前几度失声，久久难以平复。此后十余年，她依然保持着一贯的低调生活。1997年，经普椿也走完自己的一生，与丈夫相隔十四年后“在另一处世界再见”，这是他们子女在追忆文章中所用的说法，颇为克制。
他们的子女曾写道，大致意思是，本应最悲伤的人反而感到一种平静，因为更愿意把母亲的离去看作与父亲在远方再度团聚。这样的表述，与其说是煽情，不如说是一种把沉重悲伤转化为释然的方式。
回看廖家与经家这两条交织的轨迹，可以看到一些清晰的线索。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不少类似的家庭——上一辈从民主革命走向联俄联共，下一辈走进共产党队伍；有人倒在暗杀和监狱里，有人挺过来走进新中国的政治舞台。廖家之所以被反复提起，很大程度上在于“满门参与、多人牺牲”，而经家的加入，使这段历史多了一层文化与教育背景的色彩。
那句“阿普，你看谁来了？”表面只是饭桌上的一句玩笑，实则是几十年生死未能拆散的一种自然流露。经历过狂风骤雨之后还能保留一点幽默和顽皮，这本身，也算一种不易得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