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在国内外传开，不少外国记者在北平打听一个问题：中国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走到这一步？有老记者感叹：“在别的国家，可能要一两百年的事，中国几十年就干完了。”问题随之而来，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二三十年，把一个关键人物抽掉，一切还会不会如此发展？
这个关键人物，就是毛泽东。围绕“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会怎样”这个设问，晚年的邓小平给出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这句话，并不是简单的称赞，而是站在漫长近代史的角度，对一个历史人物所起作用的冷静判断。
有意思的是，唯物史观早就提醒过人们，历史发展的方向由社会规律决定，而不是由某一个人的好恶决定。这话没错，但具体到中国近代的特殊处境，个体的分量有时确实会被放大。清朝灭亡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三四十年，既是中国社会大转折的关键时期，也是各种力量交锋最激烈的阶段。要理解邓小平那句感慨，就得从这一段密集的时间里，看一看“有毛泽东”和“没有毛泽东”，可能会差到哪里。
一、中国在十字路口
1912年，清帝退位，历时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宣告结束。不少人以为，只要皇帝退了位，中国自然就能步入“共和”的新天地。现实非常快就泼了冷水。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借着北洋军队的实力，吞并了革命果实，中央政权名义上存在，地方却越来越不听号令。
如果没有后来中国共产党这一股力量介入，这种局面极有可能一路延续下去。各派军阀凭借枪杆子坐地称王，谁的兵多炮多，谁就能在地盘上说了算。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换一个大帅，与其说是换朝代，更像是换了一拨收税的人。试想一下，在这种状态下十年、二十年过去，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很难形成，类似欧洲中世纪那种长期割裂的局面，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的命运。
当时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已经嗅到危险。陈独秀、李大钊讨论中国出路时，有过一句让人印象很深的看法：中国如果只是改朝换代，换一个政府，问题解决不了。路得彻底换。但何为“新路”，他们一开始并没有现成答案。可以说，在毛泽东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国已经立在十字路口，却找不到能够真正走得通的方向。
这一点，恰好为后面那句“没有毛泽东，摸索要更长时间”埋下伏笔。因为“摸索”二字，本身就说明道路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而是要有人一步步探出来。
二、军阀世界与列强目光
清朝灭亡后的十多年，军阀混战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底色。北洋军阀内部裂痕越来越大，地方实力派各自招兵买马。直系、皖系、奉系轮番上场，打来打去，一场刚收场，另一场又起。对他们来说，中国更像一块可以切割的蛋糕，谁抢到手就算谁的。
在这种局面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很难建立。北京、南京虽然都曾挂上“中央”的牌子，但财政、军队、外交难以统一，令出不行，文书难达。地方督军和省长手里掌握的权力远大于纸面上的中央机构，所谓国家命运，在很多时候被冲淡成各地地盘的利益博弈。
更麻烦的是，国内乱成一团，外部列强看在眼里，心里自然明白：这片土地防线薄弱，渗透空间巨大。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已经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通商口岸、租界、治外法权。到了民国时期，外债、关税、铁路、矿山等命脉领域越来越多被控制在外资手中。
1919年巴黎和会上，战胜国以“战利品”为由，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中国代表团极力交涉无果，这才有了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事实摆在那里：一个分裂、孱弱的中国，很难在国际博弈中争取到哪怕一点点体面。
如果往下推演，在没有中共崛起、没有毛泽东这样一个把“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打包思考的政治领导者时，中国很难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困局。帝国主义势力会继续通过金融、关税、借款等工具把中国牢牢束缚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底层位置。铁路、矿山、港口等关键部门控制权进一步旁落，民族工业则在夹缝中苦苦支撑，无法构建起完整的工业体系。
陈独秀曾经有一句很直白的判断：当时中国政府，每年用来还外债和支付利息的钱，占财政收入一半以上。一个依赖抵押铁路、关税才能借到钱的国家，很难有真正的主权。没有深刻的制度变革，国家命运很可能是长期“贷款续命”，在混乱和依附之间摇摆。
不得不说，邓小平那句“摸索很长时间”的话，背后就是对这一段结构性困局的判断。如果没有足够强有力的革命力量打破旧格局，中国有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框架里一直拖行下去。
三、日本侵略与民族生死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悍然进攻东北，短短几个月内占领东三省。1932年，又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日本的算盘并不隐蔽：以东北为基地，向整个中国东北华北扩展势力，逐步掌控整个东亚大陆。
这个时候的中国，依旧处在内战与分裂的阴影之下。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统一全国，但东北早已不在实际控制范围之内，华北不少地区也出现了“特殊政治区”、“自治运动”等复杂局面。日本看中的，正是这种软弱和分裂。一个统一且动员能力强的中国，对日本军部而言是难啃的硬骨头；而一个军阀林立、党派纷争的中国，则是“天赐良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后，“亡国灭种”的忧虑在社会上迅速蔓延。当时的空气中，充满一种压抑的绝望情绪：这个国家还能撑多久？
在这样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写下了《论持久战》。这篇发表于1938年的著作，用比较冷静的方式分析了中日双方战争潜力、战略态势和国际环境，得出一个结论：日本企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而中国只要坚持持久战，依托广阔国土和人民基础，就有可能在长期消耗中扭转局势。
有些当时的国民党军官在读到这篇文章后，感到“心里有了底”。因为在此前，他们或者习惯于幻想“速胜”，或者过于悲观；而持久战这一思路，给了人一个可以实施的框架。邓小平后来回忆那段岁月时，也承认《论持久战》在全国范围内对统一抗战认识、稳定军心民心方面，起到过不小的作用。
如果没有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思想，没有共产党在敌后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组织根据地建设，抗日战争的形态很可能会大不一样。日本利用其优势装备、交通线和空中力量，将重点地区逐步“蚕食”，而中国军队因缺乏统一战略思路和有效动员方式，只能在陆续失利中被迫妥协。
最坏的情况是，部分地区被迫与日本签署屈辱性的“妥协方案”，形成多个“傀儡政权”，全国分裂进一步固化。即便形式上没有“亡国”，实质上也可能变成几个听命于外部势力的附庸区。到那时，所谓“中国”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具备真正主权和自主性的现代国家。
有人会问：难道说，只要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一定打不赢抗战吗？历史不能这么简单下结论。不过，从当时的力量对比和政治生态来看，没有毛泽东所代表的那条道路，中国要在那样恶劣的国际环境中争得一个独立地位，难度无疑要大得多，时间也会拖得更长。
四、土地问题：看得见又够不着
到了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前夕，另一个深埋已久的核心问题越来越清晰地浮上台面，这就是土地。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国家，近代以来，各种政治改良、宪政实验、经济改革屡屡尝试，但有一个现象很顽固：绝大多数农民依然承受着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压力，生活长期徘徊在温饱线上下。
毛泽东出身于农村，对这种状况有切身感受。他很早就提出，中国革命要想有真正的群众基础，必须从土地问题入手。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并不只是动员口号，而是一整套围绕农民利益、重塑乡村权力结构的制度设计。后来的中央苏区土地法、大规模减租减息等政策，都是同一逻辑的延伸。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方面的高级将领陈诚曾向蒋介石报告过东北局势。他提到，共产党在东北实行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支持。蒋介石听后不以为然，大致意思是：毛泽东一直喜欢搞这一套，和农民打得火热，算不了什么大事。事实证明，这恰恰是关系到整个战争胜负的大事。
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的兵员补充、粮秣供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村群众的支持。土地政策让农民看到了切身利益的改变，愿意为这支军队提供人力物力，这一点在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有老农回忆，当时村里开会，有人问：“为什么要把粮食推到前线？”另一位村干部回答得很直白：“这仗打赢了，地还是咱们自己的；打输了，说不定地又回到老地主手里。”简单朴素，却点到了要害。
如果没有毛泽东坚持把土地问题放在革命战略的核心位置，中国的社会结构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即便某一股政治力量在军事上占上风，若不能从土地制度上触及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村社会照旧维持旧有结构，大批农民仍被束缚在高地租、高利贷之下。这样的结果，或者是革命浅尝辄止，或者是长期处于半改革、半旧制的尴尬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很多国家都面临类似难题。有的选择不触动土地制度，结果农村问题变成长期的“定时炸弹”；有的试图局部调整，最后陷入折中状态，既得不到农民真正拥护，又招致既得利益集团抵制。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把土地革命当作中国革命的“命根子”，并通过武装斗争与土地政策的结合，把分散的农民转化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这一步，是很多别的政治领袖难以做到的。
如果把这部分因素从历史中抽掉，再来谈中国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全国性质的政权更替，谈中国如何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结构，就会显得相当空洞。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后来评价毛泽东时，才会强调他在中国革命中起到“开创性”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某一场战役的指挥者。
五、思想旗帜与精神重建
军事胜利与制度变革之外，还有一个往往被忽视但极为关键的层面，那就是思想与精神世界的整合。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在思想领域的震荡极其剧烈。传统儒家价值体系受到冲击，新文化运动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各种主义接踵而至：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证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在知识界激烈碰撞。
如果从1920年代一路往后看，会发现一个趋势：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凝聚起广泛的共识。自由主义在城市知识分子中有影响，但在广大农村难以落地；保守主义试图挽救传统秩序，却对现实的列强压迫和内部矛盾缺乏有效应对；法西斯式的“党国”模式在一些军人集团和官僚中有市场，但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并不契合。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做的事情，一方面是接受和改造马克思主义，把它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另一方面，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把这种结合上升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即后来被概括为“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不仅仅存在于书本上，更通过土地改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具体实践，被大批普通群众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理解：谁能带来土地，谁能领导抗日，谁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命运。
用一句比较直白的话说，没有这样一套能够解释中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各种思潮就会不断争夺话语权，社会难以形成稳定的精神重心。那样的中国，即便在某个阶段勉强实现政治统一，也可能在遇到重大外部冲击时迅速分裂，各种主义、派系彼此拉扯，很难形成共同目标。
有时候，思想的力量并不那么显眼，却在关键节点上发挥作用。比如长征时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共产党人还能坚持继续走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未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构想，相信这条路虽难，却值得走。没有这样的思想旗帜，纯粹靠个人意志去支撑长期斗争，往往难以为继。
从唯物史观来看，历史并不依赖某一个具体姓名来推进。没有毛泽东，也许会出现别的革命者，提出类似的主张，走近似的道路。从逻辑上说，这并非不可能。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物何时出现、能否获得足够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否在多次生死关头坚持下来，这些都充满变数。邓小平所说的“摸索很长时间”，其实就是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概括：路径可能最终会被人走出来，但代价和时间长度，很难预估。
六、个人角色与历史逻辑
把视野再拉长一些，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不过三十多年，历史节奏却极为紧凑。辛亥推翻帝制，袁世凯复辟称帝失败，军阀混战，北伐统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每一次剧烈震荡，都在重新塑造这个国家的面貌。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角色带有某种“枢纽”性质。军事上，他在红军时期就表现出出众的机动战略能力，“四渡赤水”等战役被很多军史学者视为典型教科书案例；政治上，他敏锐地把土地问题与革命胜负联系在一起；思想上，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后来的国家建设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这些方面叠加起来，使得他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已经很难用简单的“可替代”来形容。
当然，承认个人作用，并不等于否认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也不意味着把历史的复杂性简单归结到一个名字上。没有千千万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参与和牺牲，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国际格局的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进程，中国的外部环境也不可能发生有利改变。
但如果设想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情形，很难不承认，中国走向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会曲折得多。也许军阀混战会拖得更久，也许列强势力在中国的经济控制会更深入，也许日本侵略在某种妥协方案下留下更多长期隐患，也许土地问题会一次次被搁置，而不是得到一次较为彻底的解决。
晚年的邓小平回看这一段历史，说出那句被广泛引用的话：“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个人，中国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这句话既不是简单的赞美，也不是抽象的哲理，而是基于亲身经历作出的冷静判断。邓小平在革命年代多次同毛泽东并肩作战，也曾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对毛泽东的长处与局限都非常清楚。正因为如此，他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格外值得重视。
从时间上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在深重危机中摸索了近百年。各种道路都试过：洋务自强、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军政府、军政军训、党治国家。真正让中国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中叶完成的。这个节点，也让中国的历史走上了同此前截然不同的一条路。
如果把毛泽东从这条时间轴上抽走，中国会怎样？这个问题本身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走出黑暗的时间，很可能不会如此集中在短短三十年内完成，代价也可能更为沉重。邓小平那句“摸索很长时间”，说得不夸张，也说得很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