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的街头，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的集市里，常能遇见一张张轮廓分明的东亚面容——眉宇间带着半岛特有的清峻，姓氏多为金、李、崔、朴，开口却是地道的俄语，语速流畅、用词精准；而当祖辈提起“조선말（朝鲜语）”，不少年轻人只能腼腆摇头。这群被称作“高丽人”的群体，如今散居中亚各地，总人口稳定在35万上下。
他们为何跨越山海万里，落脚于远离故土的荒原？这段始于20世纪初、绵延近百年的人口位移，究竟如何将一个勤劳耕作的族群卷入国家机器的轨道？那列1937年呼啸西去的闷罐列车，又载走了多少未及命名的乡愁与无声的告别？
1937年的闷罐车：被迫上路的17万人
高丽人的命运起点，不在朝鲜半岛，而在俄罗斯远东的广袤黑土地上。19世纪末起，因饥荒频发、日据压迫加剧，大批半岛民众渡过图们江，进入沙俄治下的滨海边疆区谋生。
他们开垦冻土、引水灌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周边建起水稻试验田与蔬菜合作社，用镰刀与犁铧扎下生存根基。至1930年代中期，远东朝鲜族社群已超17万，形成学校、报刊、合作社并存的完整社区生态。
1937年8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第1428-326号决议，以“防范日本间谍渗透”为由，下令将全部远东朝鲜族居民强制迁移至中亚腹地。命令下达后仅两周，清查、登记、押送工作便全面铺开。
许多家庭接到通知时，灶台尚有余温，米缸未及装满，便被持枪人员带离家园，集中驱赶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等枢纽车站。
他们被塞进无窗无铺的货运车厢，每节车厢挤进近百人，空气浑浊，饮水每日限量半桶，食物靠沿途短暂停靠时分发黑麦饼。严寒十月里，老人蜷缩在稻草堆中发抖，婴儿因脱水啼哭不止，官方记录显示，迁徙途中死亡人数逾4万，遗体沿西伯利亚铁路线掩埋于无人认领的沙丘与盐沼之间，连墓碑都未曾立起。
当列车最终停靠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郊外或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附近时，迎接他们的不是安置点，而是白茫茫的碱滩与寸草不生的戈壁。政府划出的定居区既无房屋、也无水源，更无种子农具，唯一明确的是禁令：五年内不得跨出指定区域半步。这场行动，早已超越行政调度范畴，实为一场系统性剥夺与放逐。
生存本能压倒一切。他们掘地为穴，以芦苇编墙、黏土糊顶，建成“землянка（地窝子）”；冒着风沙修渠引阿姆河支流之水；将远东育成的耐寒稻种反复试种，终于在第三年收获第一批泛青的稻穗。蔬菜大棚从零星几座扩展到成片绿廊，泡菜坛子旁开始出现胡萝卜丝与甜椒丁——不是遗忘传统，而是让味道学会呼吸异域的空气。
对高丽人而言，那趟持续近两个月的铁轨之旅，早已凝固为集体记忆中最深的刻痕。家中最年长者仍会指着地图上一条细线，缓慢复述车厢编号、停靠站名与某位邻人咽气的时刻。对孙辈而言，这不仅是家族史的序章，更是身份坐标的原点：我们从哪里来？答案始终系在那一列没有车票的列车上。
语言断层与身份尴尬：夹在中间的一代又一代
活下来，是第一道门槛；而活成“自己”，则是更漫长的跋涉。苏联推行全境俄语教育政策后，朝鲜语授课学校逐年裁撤，至1950年代末，中亚境内仅剩3所朝语小学，且课程限于每周两节文化课。
户籍登记统一采用俄文拼写姓名，“Kim”变成“Ким”，“Lee”登记为“Ли”，新生代在出生证明上便已与母语拉开距离。日常对话中，俄语成为课堂、医院、市场、工厂的绝对通用语，朝鲜语退守至厨房、祭桌与病榻前的低语。
餐桌上的变迁尤为直观：泡菜坛里多了洋葱与番茄，打糕改用本地糯米粉蒸制，祭祀供桌上不再摆铜碗，而换成搪瓷盘——习俗骨架仍在，血肉却悄然更替。
身份认知随之变得多棱而模糊：本地主流社会视其为“来自东方的少数族裔”，半岛媒体称其为“海外同胞”，但当韩国NGO组织赴中亚开展寻根活动时，不少青年坦诚：“我听不懂韩剧台词，也不知祖先村庄在哪。”
1991年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颁布新国籍法，高丽人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法律意义上的归属就此确立；但心理层面的锚定，却需数十年重建。
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冲突期间，比什凯克多家高丽人经营的杂货店遭焚毁，事件虽未针对特定族群，却再次刺醒现实：在民族结构复杂的中亚社会，他们仍是统计数字中的“其他”一栏。
由此催生出一种务实而坚韧的生存策略：加倍投入教育。医学、师范、财经类专业成为高丽家庭首选，教师、药剂师、外贸经理、农业技术员成为年轻一代主流职业路径。
“要比邻居多学三小时”“证书比族谱更管用”，这类家训高频出现在家庭聚会中。历史教会他们：没有母国庇护，没有政治话语权，个体能力就是唯一的通行证。结果显而易见——经济地位稳居中亚各族前列，但家庭相册里的朝鲜语注释，正逐年减少。
据塔什干国立大学2022年田野调查显示，18–35岁高丽人群中，63%自认首要身份是“乌兹别克公民”，28%认同“哈萨克斯坦人”，仅9%明确将“朝鲜族”列为第一身份标签；与此同时，71%受访者坚持在春节制作年糕，65%家庭保留中秋祭祖仪式。两种选择并非对立，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身体扎根于此，灵魂仍向远方致意。
今日漫步于阿拉木图中央市场，你会看见一位穿西装的高丽青年用流利乌兹别克语谈生意，转身走进隔壁韩餐小馆，用俄语跟老板娘讨价还价，结账时又对收银员笑着用汉语说“谢谢”。他的生活节奏与城市脉搏完全同频，唯有深夜翻看老照片时，指尖会久久停驻在一张泛黄的远东稻田合影上。
回不去的远东：政治承认与现实选择
1991年后，俄罗斯联邦多次公开承认1937年迁移属“严重违反法制的历史错误”，时任总统叶利钦签署特别法令，宣布恢复高丽人名誉，并开放远东地区定居资格。
然而真正启程返乡者不足千人。原因清晰而沉重：三代人在中亚购置房产、建立诊所、创办农场，子女就读本地大学，社交圈覆盖政商学界，远东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教科书里一个地理名词，而非可触摸的生活现场。
中亚各国亦持续优化少数民族政策。哈萨克斯坦《民族和谐法》明确保障语言文化权利，乌兹别克斯坦设立“多元文化发展基金”，高丽人社团获准开办周末语言班、传统舞蹈队与老年合唱团。
但现实制约依然存在：多数高丽家庭已无通晓朝鲜语的长辈，公立学校未开设系统朝语课程，孩子升学考试使用哈语或乌语试卷，未来职业规划围绕本地就业市场展开。重返远东，意味着放弃现有社保、重考执业资格、重建客户关系——成本过高，风险难控。
值得留意的是，近年中亚区域合作加速，中国—中亚机制推动基建联通，高丽人聚居的克孜勒奥尔达州、塔什干州农业加工园区陆续投产，部分家族依托原有种植经验，转型为果蔬冷链出口商，年均收入增长12%。日子未必阔绰，却足够踏实。
地缘格局仍在演进。美俄中三方在中亚能源、交通、数字基建领域博弈升温，高丽人作为稳定、守法、教育程度高的少数族群，常被纳入政策宣讲案例，却极少拥有议程设置权。
对他们而言，宏大叙事终须落地为具体生活：孩子能否升入阿拉木图医科大学？母亲高血压用药是否纳入医保目录？新产的洋葱能否通过霍尔果斯口岸顺利通关？这些琐碎而真实的关切，才是日常的重心所在。
每年9月，奇姆肯特市的高丽文化中心都会举行纪念仪式。白发长者抚摸车厢模型，讲述当年如何用体温焐热冻僵的婴儿；青年志愿者则调试直播设备，准备将活动同步推送至Telegram群组。历史在这里不是标本，而是流动的河——上游是铁轨与风沙，下游是Wi-Fi信号与大学录取通知书。
“根在何处？”这个问题，已不再需要标准答案。有人指着半岛古地图说“血脉在此”，有人拍着哈萨克斯坦护照说“此心安处”，还有人望向自家果园里挂满果实的苹果树，轻声道：“它长在这片土里，根就在这儿。”时间把土地、记忆与汗水熬成一体，再难剥离。
结语
35万高丽人的百年轨迹，是一部被国家意志强行改写的生存手记。1937年那列西行列车，斩断了地理故乡，却意外锻造出精神韧度；中亚的盐碱地未能吞噬他们，反而逼出新的耕作智慧与社群凝聚力。
语言在代际间稀释，节日形式悄然演变，姓氏拼写早已俄化，但每逢冬至，家家户户仍会熬煮一碗热腾腾的红豆粥；每当孩子取得学位证书，长辈必在祖先牌位前焚香三炷——变的是外壳，不变的是对尊严的执守与对延续的信仰。
历史不会因沉默而消逝。每年9月的纪念花环、家族相册里褪色的远东合影、老人哼唱走调的《阿里郎》片段，都是未被注销的记忆芯片。对高丽人而言，真正的归途不在地图坐标上，而在每一次认真择业、踏实务农、耐心教子的日常选择里；漂泊已是宿命，但如何带着记忆体面地活着，才是每一代人必须作答的生命命题。
信源
甬说：《有家却不能回的民族，中亚的35万朝鲜人到底是从何而来?》俄罗斯国家档案馆：《1937年远东少数民族迁移档案汇编》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民族数据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