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就职后首场施政方针演说,首次以官方身份将中国、俄罗斯与朝鲜并列为“对日实施军事胁迫的直接对象”。
就在同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于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现场,面向193个会员国代表,明确宣布中方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立场清晰坚定、毫无保留。
高市站在讲台之上反复强调“国家生存正面临空前挑战”,这份底气究竟从何而来?回溯时间轴,2月8日众议院选举最终计票结果揭晓:自民党席位定格在316席——这一数字远超修宪动议所需的三分之二绝对多数门槛。
这绝非一次寻常的选举胜利。它意味着执政联盟已握有无需在野党支持即可单方面启动宪法修订程序的法定权力,相当于获得一张可随时启用的“修宪通行证”。
选票尚未完全清点完毕,内阁人事布局已悄然铺开。古屋圭司——这位长期活跃于多个反华立场鲜明的议员团体、被外界广泛视为右翼意识形态旗手的人物,毫无悬念地出任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主席一职。
国会内部权力结构完成重组后,国防体系的系统性重塑随即进入快车道。高市当场下达指令:务必于本年度12月31日前全面更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三大纲领性文件,一套以“持久化对抗”为内核的新安保架构正加速落地。
几乎同步,自民党向国会提交新版《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修正案,彻底废除延续数十年的“武器出口三原则”约束框架。原仅限人道救援、灾害运输等非杀伤用途的五类装备出口许可,如今正式扩容至涵盖实弹导弹、远程火控系统及主战坦克在内的进攻性武器清单。
其背后产业逻辑冷峻而赤裸:日本防卫省年度采购预算,早已无法满足本土军工复合体持续扩张的产能需求;唯有撕开出口管制铁幕,才能让订单如潮水般涌入兵工厂的流水线,在全球多地燃起的战火余烬中实现利润倍增。
面对东京方向骤然加剧的战略转向,中方并未选择在同一舆论场或外交层级展开针锋相对式交锋,而是果断跃升博弈维度,实施跨区域、多节点精准施压。
2月14日,慕尼黑安全会议主会场寒意逼人。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欧洲多边外交核心场合,逐条拆解高市近期涉台言论的政治意图与历史渊源,斩钉截铁指出:“殖民扩张旧梦未醒,军国主义幽灵犹存。”
那句“重蹈覆辙只会加速溃败”,表面是外交措辞,实则是翻开1945年《波茨坦公告》原件,将其中关于日本主权限制、军队解散、战争责任追究等条款,一字不漏地摆在东京决策者面前。
这场“跨域震慑”令日方极为被动。王毅密集会见英国、法国、德国三国外长及高级别安全官员时,每一场会谈均将高市政府近期危险动向列为核心议题。
远在东京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市川惠一坐立难安,紧急拨通三国相关负责人专线,连续展开多轮解释性沟通,试图缓释欧洲盟友的疑虑与警惕。
政治博弈的震波迅速传导至经济肌理深处。中方反制机制一经启动,即刻释放出强大穿透力:两用物项对日出口审批流程显著收紧,日本引以为傲的海产供应链遭遇前所未有的通关延误,多批冷冻金枪鱼、扇贝及海胆在海关监管区滞留超72小时。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于2月10日新闻发布会上所言:“口头呼吁对话合作,行动却步步升级对抗围堵”,这种言行割裂的外交姿态,中方无意继续容忍或配合演出。
视线重返纽约联合国总部。如果说2月20日对“入常”资格的公开否决是一记直击要害的利刃封喉,那么两天前——2月18日——傅聪在联合国宪章特委会上的发言,则是一场冷静缜密的国际法手术。
他将日本政客散布的涉台谬论置于国际法显微镜下逐层剖析:从法理逻辑的根本错位,到战败国应尽义务的公然背弃,再到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所载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基本原则的系统性践踏,最后郑重呼吁所有珍视和平秩序的国家提高警觉。
每一处论证均摒弃情绪化表达,直抵国际法理的核心动脉;最具分量的战略信号,并非激烈言辞,而是对底线红线的清晰界定与不容置疑的守护意志。
针对日方妄图援引所谓“集体自卫权”理论介入台湾事务的企图,傅聪作出终极法律定性:“此举即构成对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武装侵略”,紧随其后的八个字重若千钧——“中方必将迎头痛击”。
为从根本上压缩日本在安理会改革议题上的腾挪空间,中方同步提出三项不可动摇的改革前提:安理会扩容不得异化为“富国俱乐部”;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必须实质性提升;非洲国家的历史性不公须作为优先矫正事项予以解决。
三条原则一经抛出,立即赢得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高度认同。它们如同三块厚重压舱石,稳稳锚定在联合国投票机制的关键支点上,构筑起一道日本极右势力短期内根本无法突破的政治屏障。
今日的日本列岛,是否真已滑向极右思潮全速狂奔的失控轨道?将镜头转向社会基层,一种令人忧惧的撕裂感扑面而来。
2月11日,“建国纪念日”当天,鹿儿岛与盛冈两地街头涌起大规模反修宪集会浪潮。九州大学宪法学教授出水薫在集会现场直言:“选举胜利本身,并不能自动赋予修宪行为正当性。”
再往前推几天,2月7日广岛市一处静默肃穆的纪念广场上,一批仍带着原子弹爆炸创伤记忆的幸存者后代齐聚一堂,他们紧握“无核三原则”宣言横幅,反复高呼“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声音嘶哑却异常坚定。
政界内部亦非铁板一块。前首相石破茂与鸠山由纪夫接连公开发声,对高市路线提出严厉质疑;知名宪法学者羽场久美子更以专业视角严正指出:“当前修宪进程已实质性违反《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精神。”
但这些理性声音,是否还能阻挡那辆引擎轰鸣、油门踩到底的战车?韩国《韩民族日报》一篇深度社评给出冰冷判断:“能够有效制衡极右首相的政治力量已然瓦解,战后日本民主制度正步入一个全新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
当一个国家试图用杀伤性武器出口清单的厚度来丈量所谓“大国地位”的高度,当执政者习惯以挑衅邻邦为药引,用以麻痹国内结构性矛盾带来的阵痛——那部由二战千万亡魂鲜血浇筑而成的和平宪法,还能在这场风暴中屹立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