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莫言在日本大阪的一场演讲中，将日本侵华战争比作“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为争夺家产而刀枪相见”，并称现实中的日本人礼貌周全，与影视作品中的侵略者形象不同。这一说法严重混淆历史性质，触碰民族记忆底线，是对历史正义的漠视，也是对无数死难同胞的轻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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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绝非“兄弟争家产”式的内部纠纷。从甲午战争到全面侵华，日本以侵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奴役中国人民为目的，制造了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人体实验、“三光政策”等无数反人类暴行，造成3500多万军民伤亡。这是民族存亡的生死较量，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殊死抗争，根本不存在“兄弟”可言。用家庭纠纷消解侵略本质，本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
莫言的这一表述，刻意模糊了战争的是非边界。他强调战争中受苦的是百姓，看似充满悲悯，却回避了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这一核心问题。他将日本人的日常礼貌与军国主义的残暴混为一谈，用个体人情淡化国家罪行，客观上弱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罪责。这种看似中立、超脱的立场，恰恰丢掉了最基本的民族立场和历史底线。
真正的文学反思，应立足历史真相，铭记苦难与正义，而不是模糊是非、美化伤害。莫言在文学作品中解构历史、淡化阶级与民族立场，在演讲中又将侵略战争“家庭化”“温情化”，其历史观存在明显偏差。作家可以书写人性复杂，可以呼吁中日友好，但绝不能以消解历史定论、践踏民族记忆为代价。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坚守正义；反思战争，不是模糊是非，而是防止悲剧重演。任何时候，侵略就是侵略，正义与邪恶的界限不容混淆。将日寇侵华歪曲为“兄弟争家产”，不是深刻，而是失格；不是文学高度，而是历史错误。作为中国人，尤其是作家，更应坚守历史底线，敬畏民族伤痛，这是不可逾越的良知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