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前挡风玻璃刚擦干净，不到十分钟就蒙上一层‘金粉’，开车时连前方百米都看不清。”山西阳泉的货运司机李师傅在短视频平台上传了一段行车记录，语气里满是无奈。2月21日当天，他驾车途经京昆高速阳泉段，空气中弥漫着浓重土腥味，PM10实时浓度飙升至402微克/立方米，天空泛出病态的浅褐黄，仿佛被一层薄纱笼罩。
千里之外，河北富龙滑雪场的白色雪道已悄然变色——原本晶莹的雪面覆盖着厚厚一层黄褐色浮尘，远望如热带海岸线上的沙丘，滑雪者滑过时扬起的不是雪雾，而是呛人的尘烟。中央气象台罕见地在同一时段连续发布四项预警：大风黄色、寒潮蓝色、暴雪蓝色与沙尘暴蓝色预警，四类气象灾害预警同步生效，在近十年中实属少见。
这场沙尘过程，是2026年开年以来影响范围最广、强度峰值最高的一次区域性沙尘天气事件，横扫我国整个北方生态带。截至2月22日18时，全国已有132座城市先后录得PM10小时浓度突破500微克/立方米的极端值，其中117城达“严重污染”等级，短时超标幅度普遍超国标限值5倍以上。
其扩散路径之长、覆盖区域之广令人震惊：西起新疆阿勒泰、东抵黑龙江漠河，北至内蒙古满洲里、南达江苏南通，连素以湿润著称的长三角核心城市群——上海浦东、苏州工业园区、南京江北新区等地，PM10浓度均在24小时内跃升至280—310微克/立方米区间，能见度一度降至1公里以下。
公众普遍关注：如此大规模沙尘究竟源自何处？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通过卫星遥感反演与地面溯源分析确认，本次沙尘起源于2月20日蒙古国南部戈壁阿尔泰省及中蒙边境策克口岸附近区域。
当时，强盛的西伯利亚冷高压系统与快速发展的蒙古气旋在该区域剧烈交汇，局地瞬时风力达9级，阵风甚至突破11级。狂风将裸露地表数亿吨干燥松散沙粒垂直卷扬至3000米高空，形成厚度逾2000米的巨型沙尘气溶胶层，并随高空偏西气流持续向东向南输送，最终波及我国22个省级行政区。
深层成因直指土地本底脆弱性：蒙古国南部及中蒙交界地带2025年冬季降水量仅为常年均值的43%，土壤含水率低于植物生长临界值达67%，地表结皮完全破裂，沙粒间黏聚力趋近于零，稍有风力即发生跃移与悬移运动，为沙尘暴提供了近乎无限的物质基础。
2月21日15时左右，沙尘锋面率先抵达北京城区，首都国际机场航班大面积延误；次日清晨，污染团继续推进至山东菏泽、河南周口一线，午后蔓延至安徽合肥、江苏扬州，上海徐汇区PM10峰值达296微克/立方米，苏州工业园区监测站记录到单小时302微克/立方米的历史极值。
面对这般严峻形势，不少民众心头浮现疑问：中国持续开展荒漠化防治已逾四十载，累计投入超万亿元资金，动员数亿人次参与，难道多年心血就这样被一场风沙轻易抹去？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治沙成果不仅真实存在，更被联合国环境署列为全球生态治理典范案例，数据可查、卫星可证、百姓可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已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面积3.31亿亩，占全国可治理沙化土地总面积的53.2%，相当于再造了1.2个海南省的绿色版图。
举世瞩目的“三北”防护林工程，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周期最持久的国土绿化行动，自1978年启动至今，已累计完成人工造林4.8亿亩，修复退化草原12.8亿亩，区域森林覆盖率由初期5.05%跃升至13.84%，重点治理区植被盖度平均提高36个百分点。
成效量化更为直观：上世纪90年代全国沙化土地年均扩展515万亩，而近二十年连续四个国家级监测周期（每五年一轮）均呈现净缩减态势，年均减少面积达1000.3万亩；2015—2024年北方地区春季沙尘天气日数较1991—2010年同期下降58.7%，京津冀地区沙尘暴发生频次减少72.4%。
2024年12月，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建设的绿色阻沙屏障实现全线闭环——这条总长3046公里、平均宽度200米的生态锁边带，如同一条坚韧的绿色臂膀，将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牢牢围拢。工程建成后，和田、巴州等环沙漠城市年均沙尘日数下降41%，空气颗粒物年均浓度降低29%，周边绿洲农业灌溉用水含沙量减少63%。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国内治沙成效斐然，为何仍难阻跨境沙尘侵袭？症结正在于境外沙源不可控性。蒙古国荒漠化现状已发展至生态警戒红线之上。权威数据显示，该国76.8%国土面临不同程度退化，其中22.9%属重度及以上退化，极重度荒漠化区域占比达51.3%，相当于整个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处于“风一吹就起沙”的临界状态。
蒙古国生态恶化成因兼具自然禀赋限制与人为活动加剧双重属性。从气候背景看，该国属典型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年均降水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8—12倍，天然植被恢复能力极弱。近三十年来，其年均气温上升幅度达2.3℃，为全球平均值的2.7倍；年均降水量则以每年1.8毫米速度递减，暖干化趋势加速土地水分亏缺与有机质流失。
相较自然制约，人类活动干扰更具破坏性。过度放牧是草原退化的首要推手：1992年全国牲畜存栏量为2100万羊单位，2025年已达7260万羊单位，超出理论承载力2.4倍，草场平均植被盖度由78%暴跌至31%，裸露地表面积扩大4.6倍。
矿产资源无序开发进一步撕裂生态肌理。蒙古国实施“矿业驱动型经济”战略以来，煤炭年产量增长612%，大型露天矿坑数量突破8300处，仅塔本陶勒盖矿区就毁损原生植被1.2万公顷，采矿扰动区土壤风蚀模数高达2800吨/平方公里·年，是自然草原的17倍。
蒙古国政府已正视危机，2021年启动“十亿棵树国家行动”，计划十年内新增造林10亿株。但受限于技术储备不足、专业人才短缺及财政支撑薄弱，项目推进缓慢，截至2025年初实际完成率不足19%。
作为负责任邻邦，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深化中蒙生态协作。2023年9月，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在乌兰巴托正式挂牌运行，成为两国联合科研、技术转移与人员培训的核心枢纽。
中方援助注重实效与适配：2025年4月，满载23万株优质落叶松、祁连圆柏及青海云杉容器苗的跨境运输车队，从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驶向蒙古国南戈壁省，所有苗木均经三年抗逆性筛选，可在pH值8.9、含盐量0.42%的贫瘠沙壤中成活率达86.3%。
2024年8月设立的“绿链国际合作基金”，首期注资3.2亿元人民币，专项支持中蒙跨境沙尘源区治理，已在蒙古国东戈壁省建成首个国际荒漠化防治试验基地，布设固沙网格127公里，种植耐旱灌木480万丛，初步形成3.6万亩生态缓冲带。
中国科学院与蒙古国科学院联合实施的乔伊尔生态修复工程进展顺利，已完成人工种草1.8万亩、飞播造林2.3万亩；在戈壁苏木贝尔省共建的治沙技术示范基地，已培训当地技术人员137名，推广草方格+梭梭接种+滴灌保苗集成技术，示范区植被恢复速率提升3.2倍。
2024年，呼和浩特市与蒙古国色楞格省签署《生态友好城市共建协议》，启动“中国呼和浩特友谊林”项目，首期在鄂尔浑河畔营造混交林860亩，标志着中蒙地方层级治沙合作进入实体化运作阶段。此举既服务于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更致力于构建命运与共的区域生态共同体。
应对跨国界生态挑战，单边努力终有边界。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卷乐提出关键路径：共建中蒙生态环境大数据协同平台，整合卫星遥感、地面监测、气象模型与治理成效评估数据，实现项目全过程可视化、成效可量化、经验可复制。
蒙古国科学院所长阿维尔梅德·达施策仁强调：“气候变化没有国界，荒漠化治理必须打破学科壁垒、行政壁垒与资金壁垒，推动科学家、NGO、社区组织形成多维协作网络。”
中国治沙模式的核心密码在于“绿富同兴”。在库布其、毛乌素、浑善达克等重点沙区，已培育形成中药材种植、光伏治沙、沙漠越野旅游、沙棘深加工等12类绿色产业体系，带动186万农牧民增收致富，沙区绿色产业年产值突破1200亿元，真正实现“治一方沙、富一方人、美一方土”。
中国治沙经验正加速走向世界。依托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支持，已在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尼日尔等12国建立治沙技术示范中心，累计举办国际培训班47期，培训各国技术人员2100余人次，输出《草方格沙障施工规范》等19项技术标准，被多国纳入国家生态修复指南。
此次北方沙尘天气绝非对中国四十余年治沙工作的否定，而是凸显跨境生态风险的现实警示。沙尘主体明确源自蒙古国南部沙源区，中国境内治理成效显著且持续增强。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中蒙双方以更大政治意愿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呼吁更多国家加入区域生态治理联盟，用科学方案、真诚协作与长期投入，共同织就一张守护蓝天净土的生命之网，让清风拂面、碧空如洗成为常态而非奢望。
信息来源：环球时报：2026-02-22：中央气象台：北方地区有沙尘天气封面新闻：2026-02-22：此次席卷北方的沙尘从何而来？专家：蒙古国南部和中蒙交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