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印度电网照常运转！”2020年，时任印度电力部长辛格在公开演讲中掷地有声地宣称。五年时光流转，印度电力监管委员会一份未对外公布的评估文件却悄然披露：未来三十六个月内，全国输电系统所需的核心设备——尤其是大型电力变压器与高压并联电抗器——将出现高达四成的供应缺口。
今年初春二月，印度中央政府悄然调整立场，正式授权国家电力公司及国有煤炭集团，在采购关键输变电装备时，可绕过原有繁复审批流程，直接向中国厂商下单。这场始于2020年的全国性“去中国化”采购运动，最终以一场静默却极具象征意义的政策回调宣告阶段性终结。
印度电网老化问题早已积重难返。权威行业统计指出，全国约七成输配电设施或处于停摆状态，或已严重落后于技术标准，难以支撑基本供电稳定性需求。
断电已成为印度多地居民生活的日常背景音。进入2025年酷暑季，全国36个邦级行政区中，超三分之二区域被迫实施分区分时拉闸限电；部分乡村与中小城市日均停电时长突破六小时大关。首都新德里夏季体感温度屡破48℃，大型购物中心空调机组持续高负荷运行，甲级写字楼每三十分钟即需切换至柴油发电机组维持基础办公电力供应。
更令人忧心的是，印度输电环节能量损耗率高达22.7%，显著高于全球12%的均值水平——意味着每输送一百千瓦时电能，就有逾二十二千瓦时在途中无谓消散。叠加猖獗的非法窃电行为，印度每年因此蒙受的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近千亿规模，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电力系统的脆弱性。
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政府曾立下雄心目标：2030年前实现新增500吉瓦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该规划被国际能源署称为“全球最具挑战性的清洁能源跃升路径”。然而现实是，支撑这一蓝图的关键装备严重短缺，项目落地几近停滞。
2020年边境局势紧张后，印度迅速出台一系列行政指令，将中资企业系统性排除在联邦及邦级政府采购体系之外——所有参与竞标的中国企业须先行完成本地注册，并通过涵盖安全审查、产能验证、合规审计在内的多轮严苛资质认证，实质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准入壁垒。
彼时，“印度制造2.0”与“自力更生的印度”两大国家战略口号响彻全国，官方承诺将在五年内培育出足以全面替代中国供应链的本土电力装备工业体系。但时间给出的答案残酷而清晰：本土制造业未能兑现任何实质性突破，产业基础依旧孱弱不堪。
尽管印度登记在册的电力设备制造商超过三千家，但具备规模化交付能力的头部企业仅占总数6%，其中多数连常规110千伏配电变压器的一致性良品率都无法稳定保障，更遑论研发制造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所需的百万伏级核心装备。
作为印度国有工业旗舰的巴拉特重型电气有限公司（BHEL），其主力型号电力变压器故障率是中国同类产品的三倍之多；平均交付周期比中国头部厂商延长半年以上；终端报价反而高出两成。一位南部邦级变电站负责人直言：“我们不敢把关键节点交给国产设备，它们就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全站跳闸。”
产能瓶颈更为致命：BHEL当前年变压器总产能仅为我国西电集团的十分之一；高压电抗器年产量尚不足中国同行的二十分之一。五年前豪言“承接全球电力装备转移红利”，如今连国内最基础的市政配网改造订单都难以按期履约。
当设备缺口持续扩大，印度曾尝试转向欧美及日本供应商寻求替代方案，但现实很快泼下冷水。当前全球高端电力变压器整体产能利用率已达92%，欧美日厂商自身订单排期普遍延至2027年以后，根本无力向印度额外释放产能。
价格维度同样不具备可行性：一台满足印度电网接入标准的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变压器，中国厂商出厂价约为200万美元；德国西门子同规格产品标价则高达350万美元，溢价幅度达75%。即便印度财政勉强承受，高昂成本也将大幅抬升终端电价，激化民生矛盾。
交付时效更是硬伤——中国头部企业标准供货周期为10至12个月；而欧洲厂商平均交付周期长达18至24个月。对于工期已严重滞后的印度国家级输电工程而言，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另一重隐性障碍在于系统兼容性。印度现有电网架构混杂老旧，中国厂商凭借十余年本地化适配经验，设备可即插即用；而欧美设备需重新开展接口协议开发、保护逻辑重构及现场调试，单个项目适配周期普遍超过六个月，印度地方政府根本无法承受此类时间成本。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欧美自身正深陷“变压器荒”。西班牙与葡萄牙因关键变电站缺装主变，导致伊比利亚半岛超500万人口遭遇大规模停电；美国多个州数据中心因等待中国产特高压设备而推迟投产计划。印度寄望于欧美替代的设想，在全球供应链现实面前彻底失焦，回归中国市场成为唯一可行选项。
此次印度放宽对华采购限制，绝非战略层面的合作意愿升级，而是典型的“危机驱动型务实决策”，每一项条款背后都经过精密利益权衡。其豁免范围严格限定于“有限主体、限时适用、条件约束”三大特征。
具体执行中，仅限印度国家电力公司（NTPC）、国家电网公司（POWERGRID）等国有实体采购输变电设备可享审批豁免；私营电力开发商仍须履行全套审查程序；煤炭领域设备进口松动亦明确标注“临时性政策”。印度商工部同步发出预警，将密切监控中国设备低价入市对本土企业的冲击效应，并酝酿出台反倾销调查机制与本地含量强制条款。
印度政府的真实考量，首重“双轨平衡”：一方面，国有民生类项目刻不容缓，必须借力中国设备抢回建设窗口期；另一方面，私营资本主导的商业项目则保留缓冲空间，为本土及欧美供应商争取喘息时间，维系产业链生存底线。
其次追求“政治安全”：将政策转向精准锚定“国家能源安全”这一无可争议的公共利益范畴，既规避反对党“对华妥协”的舆论围攻，又为执政联盟保住关键选民支持率，实现政治风险最小化。
第三层算计直指“技术杠杆”：很可能以市场准入为筹码，要求中方企业开放部分核心工艺参数、共建联合研发中心，或强制要求在印设立独资/合资生产基地，借此加速本土高端制造能力孵化进程。
随着政府采购壁垒实质性松动，中国电力装备企业迎来切入印度7000亿至7500亿美元存量及增量市场的历史性窗口。我国电力设备产业已构建起全球最完整的垂直供应链体系，硅钢片、绝缘材料、高压套管等关键原材料自给率稳定在90%以上，产品性能指标全面对标IEC国际标准，单位千瓦造价较国际同行低15%-25%，且平均交付响应速度领先海外对手4-6个月——这些硬核优势，正是印度不得不重返中国采购清单的根本动因。
但机遇从来与风险共生。中国企业亟需保持高度战略清醒：印度政策环境具有显著“强波动性”。小米公司48亿元人民币资金被冻结超两年仍未解封；中国中车与印度铁路公司的高铁车辆采购合同遭单方面终止，前期技术投入与本地化准备全部归零。
本次政策松动本质是应急性安排，核心目标仅为填补设备缺口，并不意味着中印经贸关系进入修复通道。因此，中国企业的参与策略应严格限定于“设备出口+技术服务”范畴，坚决避免开展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股权合作或深度本地化生产布局，防止风险敞口无限扩大。
实操层面，建议优先采用“预付款+不可撤销信用证”结算模式，确保货款回收节点前移至发货前；核心技术专利与核心工艺数据库须实施分级管控，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技术转让要求；对印方提出的本地化组装、技术培训等诉求，应坚持“成本共担、收益共享”原则，杜绝单方面让渡核心能力。
印度国内对此轮政策转向存在明显认知分歧。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指出，这标志着两国关系正从对抗走向功能性接触；而班加罗尔管理学院教授则强调，此举属于“有边界的实用主义”，即在关键领域依赖中国供给的同时，牢牢掌握政策工具箱主动权，服务于“印度制造”长期国策。
不过，多位深耕印度市场的跨国企业高管坦言，印方至今未就政策连续性作出任何制度性承诺，也未建立透明化的争端解决机制。企业最担忧的并非当下机会，而是政策反复带来的沉没成本与经营不确定性——在一个规则模糊的市场里，再大的蛋糕也难以安心下咽。
归根结底，印度此番转向中国，纯粹出于电力系统濒临崩溃的现实压力，是一场没有退路的“生存性采购”。7000亿美元市场体量固然诱人，但中国企业必须坚守三条底线：不因短期订单放松风控标准，不为所谓“战略合作”牺牲技术主权，不被宏大叙事裹挟做出非理性投资决策。
印度电力困局的根源，在于本国制造业长期结构性失能与能源政策连续性缺失。中国企业可以提供世界一流的设备解决方案，却无法替代印度自身完成产业升级与制度重建。合作可以展开，但清醒必须贯穿始终——守住利润边界，控制风险敞口，及时止盈止损，方能在充满变数的南亚市场行稳致远。
信息来源：京报网：2026-02-21：印度挺不住了，急切“从中国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