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春节刚过，当人们还沉浸在正月的余温中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一则讣告在朋友圈里悄然传开，却重重地砸在了每个人的心上。
2月2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解峰同志，因突发疾病不幸去世，年仅47岁。
47岁，本是一个学者著书立说、传道授业的黄金年龄；47岁，也本该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最伟岸的年纪。然而，这一切都戛然而止于2月的寒冬。
那个“善于处理复杂矛盾”的人，没能处理好自己的健康
翻看解峰的履历，你会看到一条闪闪发光的轨迹：1979年出生，18岁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本硕毕业后留校工作。从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到人事处，从校长办公室到政策研究室，再到最后执掌人文学院，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个理工学霸打磨成了横跨文理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
熟悉他的人说，他是一位“善于处理复杂矛盾”的干部，待人温厚，工作兢兢业业。他不仅是行政领导，更是学生口中的良师益友，曾获得清华大学辅导员的最高荣誉——“林枫辅导员奖” 。
他还是一个内心充满诗意的人。他是清华大学原创话剧《马兰花开》主题歌的词作者，是荷塘诗社的社长。在繁重的行政事务之余，他靠写诗来安放灵魂 。
然而，这个能处理好复杂矛盾、能写出动人诗句的灵魂，最终却没能处理好自己身体的警报。留下的，只有同事、学生无尽的悲痛和一声叹息。
“每年都有年轻学者早逝”，这声叹息太沉重
在水木社区的讨论版上，有网友在悼念解峰的帖子下留言：“每年都有年轻学者早逝。”
这句话看似平淡，却藏着无尽的悲凉。
是的，如果仔细回望，这并不是孤例，而是一串令人心痛的名字：
2025年3月，浙江大学48岁的国家杰青刘永锋教授因突发脑溢血离世，妻子说他18年如一日高强度工作 ；
2024年11月，西南大学37岁的副教授闫罗彬因白血病去世，他在病前极度节俭、工作拼命，“每天晚上都加班到12点” ；
2022年那一周，四位中青年学者相继离世的消息，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这些逝去的生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大多是单位的中流砥柱，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学生眼中的好老师，是同行眼中的“拼命三郎”。
为什么偏偏是“青椒”和“中坚”？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高校早已不是那个安逸的“象牙塔”。对于广大中青年教师（自称“青椒”）而言，这里更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赛场。
1. 被数字丈量的学术生涯
“非升即走”的压力、项目申报的截止日期、核心期刊的发表要求、教学量的考核、学生工作的琐碎……每一项都是一座大山。北大的一份调查显示，高校教师体检异常率高达90%，亚健康状态接近70%。有教师自嘲：“科研不分周末，寒暑假只是不用坐班，但活儿一点没少。”
2. “全能型临时工”的困境
现在的考核不再单一，但也更加繁杂。不仅要搞科研、发论文，还要跑项目、拉课题、填表格、参加会议，甚至要承担许多非科研的行政事务。正如半月谈曾报道的，许多青年教师陷入了“纸面科研”和“表格科研”的泥潭，每天疲于奔命，却忘了自己本该是个学者 。
3. 以生命为燃料的“灯塔”
西安交大一位副教授曾在教学研讨会上提出过一个观点：传统的教师被要求做燃烧自己的“蜡烛”，但在新时代，我们更提倡做“可充电式灯塔” 。然而现实是，很多中青年学者在“责任感”和“考核棒”的双重驱动下，常年处于过载状态，却找不到给自己充电的插座。
逝者已矣，生者当何为？
解峰书记走了，闫罗彬副教授走了，还有那些我们叫不上名字的年轻学者们，他们用生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对于高校管理者而言：
是不是可以少一点形式主义的打卡，多一点实质性的减负？是不是可以延长考核周期，允许“十年磨一剑”的耐心，而不是逼着所有人在短时间内“高产”？优化评价体系，不是“破五唯”就够了，更要立起尊重生命的新标 。
对于每一位在职场打拼的知识分子而言：
我们真的要学会“认输”。身体不适时，不要总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闫罗彬副教授在春节出现乏力症状时，起初还以为是煤气中毒或感冒，这一拖，拖到了白血病的确诊 。工作永远做不完，但生命只有一次。拿命换来的成绩单，最终可能连签字的人都没有。
在这个春寒料峭的季节，一位清华书记的离去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是因为我们都是那根时刻紧绷的弦，害怕不知何时会突然断裂。
我们悼念解峰，不仅是悼念一个才华横溢的生命，更是在悲悯负重前行的我们自己。
愿天堂没有做不完的项目书，没有填不完的表格，只有诗和远方。
愿每一位还在深夜亮着灯、还在为项目焦虑的学者，都能听到这一声劝诫：
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转发，也是为了提醒自己：且行且珍惜。
